中国的世界精神：徐复观国际评集

    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徐复观立基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超出了宋明新儒学的时代限制。徐复观的视角，围绕着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政府行为来调整自由经济下财富及其他生活资源分配的社会主义这样三种重要的制度体系在当代中国实现成功的重建，而在中国传统中开发出为制度推接所必须的本土资源。凭藉着良心一照察下的大是大非原则，徐复观对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策与实施、重大事件、社会文化现象乃至政治活动家个人，作出了代表他个人立场的批评甚至抨击。
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以更贴近一般人们的思想和理解方式，却又以其底于平实而极乎高远的睿智引导读者去超越常识（但绝不违背常理）。他目光敏锐，文字生动流畅、明快传神，事过境迁数十年，这些多半即兴式、随感式的国际评论，竟然完全超越了时空，而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强烈地体认到一个处于失望之中、却始终未曾失望的智者对他那个时代的思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关怀与虎虎生气，并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
对大多数汉语读者来说，读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又是别一番意义上的“温故而知新”。从徐氏的国际时评最初发表的那个历史时段走过来的人，通过徐复观的笔管，回顾往日问似曾相识或闻所未闻的诸多旧事，一定会感触良多。例如我们都曾听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柬埔寨可惊的实验”。而崇拜暴力革命的日本极端组织“连合赤军”，则在中国没有被报道过。“连合赤军”事件再次向人们展示出，极左派走火入魔，可能坠入何等残酷而没有人性的境地。又如“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死后，在中国只发表了一通短讯，题为“赫鲁晓夫死了”；不过数十字，颇有以冷眼相看斯人“身与名债灭”的笔法。读一读徐复观对赫鲁晓夫的盖棺定评，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个人问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一、国际政治中的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上帝、良心、南越
良心、政治、东方人
一个中国人读尼克逊的就职演说
民主政治在考验中
为人类长久生存的祈向
经济上的循环报应
人权外交的光辉与困惑
二、冷战中大国外交的变局
七十年代的国际三角关系
美国外交转变的外在因素
国际政治上日本又迎到了一阵神风吗？
苏联重视尼克逊的莫斯科之行
限制战略武器的意义
西和东紧局面的出现——莫斯科高峰会谈初结
日、苏的微妙关系
苏联西方政策的演变
美、苏高峰会议后的国际局势
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所反映出的国际问题
三、苏联：力不从心的霸权哀相
从赫鲁晓夫时代，到布列兹涅夫时代
看苏联国际外交战略的进度
苏联经济危机所牵涉的根本问题
苏联野心的挫折
四、美国政治与精神危机
尼克逊外交的污点
尼克逊的苦恼
不是结婚几次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美国人在精神上走投无路
这是美国变的开端吗——论麦高文在民主党的胜利
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出现水门事件
美国水门事件的归结
民主政治的另一角度——情理义利之间
美国国际政治形象的重建
五、日本社会诸形相
从贪污事件看日本政治
日本人对台湾的残梦
在日本暴力主义的背后
川端康成之死
日本三岛由纪夫案件的判决
观念、良心-森恒夫的自杀
日、美之间的坠观重拾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略评日本田中政权的短命
迷失了日本自民党
六、朝鲜半岛、南亚与东南亚时评
……
七、资本主义欧洲：社会问题和对策
八、“铁幕”卓盖下的春意
九、拉丁美洲的危机

书摘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决不会希望核子大战。只要是常识丰富的人，决不会相信靠两方面的核子武器竞赛而可以阻止核子大战。

一

在杜勒斯的时代，美国不断地运用战争边缘政策。但经杜勒斯偶尔说破，便一时舆论哗然，群起反对，因为那是在玩火，而玩火终会是自焚的。杜勒斯死后，太空竞赛的优势转到苏联手上，举世惶惶又来应付苏联的战争边缘政策了。从战争的边缘走进战争的中心，只是手脚稍稍滑进一步的事情。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便掌握在这手脚稍稍滑进一步之间。
在上述情势之下，举世的政治家忙于拟策略，举世的军事家忙于作计划，举世的科学家忙于造武器。假定在三者之外，还有所谓思想家，亦即广义的哲学家，到底有没有一份任务可以分担呢?说到这里，大家便可以想到英哲罗素所领导的请愿。假定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请愿，思想家便未免太可怜了。同时，从报上来看，罗素积极性的意见，似乎是要英国完全放弃核子军备，美国则在与苏联未达成裁军协议以前，依然会保持核子军备。其用意揭穿了说，是希望平时英国倚赖美国的核子力量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万一打了起来，则让保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美、苏互相毁灭，而英国则藏在夹缝中间，幸免池鱼之祸。假定思想家的用心便是如此，这未免太阴狠自私了。除罗素所表现的以外，思想家在目前局势之下，便毫无其他可尽的任务吗?

二

当代科学史的权威萨顿，在其大著《古代中世科学文化史》的序章中指出：希腊文明的失败，不是缺少了知性，而系缺少了人格、道德。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是只强调了神的仁爱，而缺少了对现世的知识的活动。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是同样无价值，是同样危险的”。
若把萨顿的话，应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强调了仁爱而忽视了(不是反对)知识；近二百年来，却连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也失掉了。西方文化，则成就了知识，而忽视了仁爱。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文化，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危机，便暴露在有知识而无仁爱之上。
知识成就科学，科学的自身是没有态度的。科学对人类的造福或贻祸，不是决定于科学，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给予科学发展、运用的方向。今日科学成果的核子武器，据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毁灭人类，实际则是当前人类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