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精神

    笔者把选出的文章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的标题是笔者自己加的。第一部分是“仁教与治道”。 仁学的内容，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简单地说，即是内圣外王，或用现在普通话说，即是自身修养与从事政治两方面。 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个案研判”，选了三篇文章；第三部分题为“治学方法之辩证”，选了六篇文章。 “方法辨证”栏里的前三篇，系与毛子水等先生辩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问题，因为是辩论，意气之动，贤者不免，徐先生也未免，事过境迁，今日而平心观之，这意气也并非十分必要。徐先生自己说，写这些文章是“浪费笔墨”，“感到十分痛苦”，并在这组文章最后一篇的末尾表示今后将“敬谢不敬，不再奉答”。然而，撇开不必要的意气，其中毕竟有许多胜义；这组文章，以及别处的有关论述，对于厘清考据与义理的纠葛，以及怎样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有着不可掩的价值。 徐先生学问渊博，对文学史也有甚深造诣。徐先生治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轨辙一如其治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追体验”，笔者自以为恰当的概括是“以史识通文心”，故以之作为本书第四部分几篇文论的标题。这部分中《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一文，笔者个人特别喜欢。此文由批评一道国文试题起头，围绕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带出从齐梁到初唐一段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把前人对应信和四杰的评论，作了通盘的考察和精确的衡断，是一篇诗史互证的杰作。历来说“诗元达访”，而这竟成了某些人逞臆妄说的最好借口。如果“治诗”只是借题发挥的创作，臆说倒也无妨。可怕的是“诗无达诂”蔓延成“义理无确解”，“历史无真知”，到处都可以逞臆妄说，简直成了时代风气。徐复观先生以其“自得之工夫”——“资料之归纳法”——“追体验”这一贯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所得出的种种见解和从事的研究工作，不啻是对时代弊病的严肃针随。 本书第五部分题名“文化的怀抱”，收了七篇文章，大多谈中外文化，尤其是中日文化的关系；第六部分是“书序与按语”，收了十二篇短文。

    徐复观,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 【1903--1982】 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正从学。其为学不 喜行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回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遏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 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精神贯注的博学（编序）
一、仁教与治道
释《论语》的“仁”
——有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基题的考察——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
——《中庸》的地位问题——谨就正于钱宾四先生
中国的治道——读陆宣公传集书后
王船山的历史睿智
钱大昕论梁武帝——保天下必自纳谏始
二、个案研判
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论孔子诛少正卯
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居正）的权、奸问题
中国文化的对外态度与义和团事件
三、治学方法之辩证
两篇难懂的文章
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论考据与义理》
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
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读钱宾四先生《老子书晚出补证》及《庄老通辨自序》书后
评训诂学上的演绎法——答日本加藤常贤博士书
我的若干断想
四、以史识通文心
中国文学欣赏的一个基点
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
偶读偶记
读周策纵教授《论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书后
读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
五、文化的怀抱
怀古与开来——答友人书
文化的中与西——答友人书
在神木庇荫之下
日本德川时代之儒学与明治维新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六、书序与按语
《王充思想评论》序
《象山学述》前言
《读经示要》印行记
重印《名相通释》序
按语：《先世述要》（熊十力著）
按语：《评章太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韦政通著）
按语：《学术思想之自由与民主政治——答徐佛观先生》（唐君毅著）
按语：《从小、大雅看上古时代的言论自由》（刘秋潮著）
《历代诗论》序
按语：《论陈含光的诗与文艺奖金》（马抱甫著）
按语：《美国和尚苏悉啻自述信佛经过》（《自立晚报》记者）
按语：《一件伟大传记文学的诞生》（徐均琴译）

书摘
屈万里先生在仁字涵义之史的观察》的大文中(见《民主评论》五卷二十三期)，指出仁字出现得很晚；而《论语》上所说的仁，和孟子以后所说的仁，内容上有广狭之不同；这确系事实。但《论语》这种内容广泛的仁字，是否能找出一个中心观念加以贯串，因而了解其在文化史上到底有一种什么确定的意义，去岁孔子诞辰我在台中省立师范学校的讲演中，曾作过一次初步的尝试。现更写此文，略加阐述：若因此而对孔学精神之发掘，能稍有所裨补，则始愿诚
不及此。

其次，《论语》主要是就下学而上达的下学方面立教，故最为切实。而《中庸》则提出道德的最高境界与标准。指出人类可由其德性之成就，以与其所居住之宇宙相调和，并进而有所致力。《论语》中虽屡提到圣人，但对圣人未作明显的叙述；《中庸》则对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叙述得相当的详尽。同时，《论语》对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类的问题，谈得不少；《中庸》承继了这一方面的思想而进一步加以系统化。但《论语》几乎没有谈到人与天的关系。而人类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对于其所居住的宇宙，由原始性的猜疑畏惧，常要求与之有一种调和的关系，或对之有一种责任感，而希望将其归纳于自己生活范畴之内。人类可以从宗教这一条路来满足此种要求，可以从艺术这条路来满足此种要求，可以从科学这一条路来满足此种要求；而儒家则系从道德这一条路来满足此一要求；《中庸》一书，在这一点上有了充分的发挥。《中庸》以圣人为最高道德的标准，认为由圣人“峻极于天”之道，与天地同功，因而尽其对天地万物的责任以得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而其确切可靠的天路历程，乃在于圣人之“能尽其性”，即是能圆满实现其内在而超越的道德主体。如前所述，此主体因其有超越的先天的一面，所以在能将其圆满实现的这一境界上，自己的性，与人之性及与物之性，系合而为一；因此，尽己之性，同时即系尽了人之性与物之性。己之性与人之性及物之性的总和，即是天地化育之实，因而尽性即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是性的高明、精微的一面，即所谓“达天德”。“率性之谓道”，而《中庸》之所谓道，即指五伦的人道而言，此即所谓“天下之达道五”。性由五伦的人道而见，于是“尽伦”即所以尽性。每人皆在人伦的关系中，在人伦的生活中，总会或多或少尽了一分义务，所以说“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这即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由尽伦尽性而上达天德，在此一分限上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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