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派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日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8本的丛书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成果，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主编，包括陈文新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陈顺智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孙东临的《宫体诗派研究》、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刘良明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等，其中不少研究在海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这套丛书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解读，为古代文学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

    

引言
第一章 玄学理想人格
一、何晏、王弼的本体人格
二、嵇康、阮籍的精神人格
三、向秀、郭象的个性人格
第二章 玄言诗的义界
一、玄言诗义界研究概况
二、玄言诗的理论内涵
（一）以玄学为基点
（二）以人生为归宿
（三）以诗歌为中介
第三章 玄言诗的发展
一、东晋以前玄言诗的流演期
二、两晋之际与东晋前期的玄言诗人及其创作
三、东晋中期的玄言诗人及其创作
四、东晋后期的玄言诗人及其创作
第四章 玄言诗兴盛的原因
一、玄学理论的终结与玄言诗的兴盛
二、渡江贵族的习玄传统与玄言诗的兴盛
三、东晋中叶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玄言诗的兴盛
第五章 玄言诗的审美价值
一、从抒情到畅理：智慧之美与理感赏心
（一）智慧之美
（二）理感赏心
二、从忧患悲怨到和光同尘：人格美的高扬
（一）忧患意识的淡化与消遥自适的情调
（二）生离死别的达观与超脱
（三）人格美的高扬
三、清虚恬谈的审美意趣
第六章 从东晋玄言诗看诗歌中的说理因素
一、说理与说理因素
二、中国诗歌中的几种说理因素
（一）形而上的说理
（二）间有理语的说理
（三）议论化之“理”
（四）意境化的说理
三、诗歌说理的原因剖析
（一）对自然宇宙观的分析
（二）对说理形式与审美快感的分析
（三）对诗学语言观的分析
第七章 嵇康诗歌论
第八章 东晋僧诗论
第九章 陶渊明诗歌与玄学
第十章 从玄言到山水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总跋

书摘
二、两晋之际与东晋前期的玄言诗人及其创作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295年从郭公受业，300年为临沮长，307年避地江东，作《流寓赋》，313年为王导参军，318年拜著作郎，320年迁尚书郎，为太子所重，322年以母忧去职，323年为王敦记室参军，324年因借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终年49岁。王敦乱平后追赠弘农太守。郭璞一生深受郭公影响，据《晋书》本传： “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虽然“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有“其辞甚伟，为世所称”的《江赋》，但其卜筮之术，仍然遭到缙绅之士的嘲笑。于是“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来抒发其“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蒸”的悲愤。从总体上来看，其思想虽非纯儒，也非典型的玄学中人之思想，而当“归为由汉儒发展而来的儒术、方术混而不分的卜筮的一派”①，但也照样超越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因而打上了玄学思想的深深烙印。
其文学活动主要在两晋之际，创作恰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东晋初期玄言诗的特征。郭璞今存诗《答贾九州愁》（三章）、《与王使君诗》（五章）、《答王门子诗》（六章）、《赠温峤诗》（五章）、《游仙诗十九首》，此外还有残篇七首。从诗歌形式上来看，除了《游仙诗》以及残篇中的五篇之外，基本上都是四言诗；从创作时间上来看，有一部分诗可以明确地断定为西晋时所作，如残篇“杞梓生荆南”，《诗纪》作《赠潘尼》，至于其（游仙诗十九首》也可能是作于西晋时期，有一部分则作于永嘉之后。《答贾九州愁》显然作于南渡之后，诗歌的第二首就涉及到永嘉之乱：
顾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纲既紊，浮鲵横腾。运首北眷，邈哉华恒。虽欲凌翥，矫翮靡登。俯惧潜机，仰虑飞罾。惟其佥哀，难辛备曾。庶唏河清，混焉未澄。
在东晋初，反映永嘉之乱的完整诗篇并不多见，就此而论本诗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诗中“顾瞻中宇”、“运首北眷”说明诗人当时已经身在南方，“一朝分崩”、“天纲既紊”正指西朝倾覆，而“浮鲵横腾”、 “庶唏河清，混焉未澄”又反映了“五胡”正在遘乱的史实，至于“俯惧潜机，仰虑飞罾。惟其睑哀，难辛备曾”四句则典型地表现了当时诗人的恐惧心理，也正好应了诗题之“愁”字。诗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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