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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阶段斗争最重要的符码之一,是由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所划分出来的“百分之五”——地、富、反、坏、右,史称“五类分子”,大约曾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影响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以“五类分子”为主要目标的阶级斗争系谱,不仅塑造了一个时代从社会生态到心理生态的整体“战争状态”,而且,也终于导致了它的无可挽回的陨落,于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大疮痍,灵魂的大痛苦,血泪的大迸发中,催动了一个新时代辉煌的诞生。
当年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在一场接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摧残下饱经创痛,乃至化作了纷纷的残片,这是悲剧性的;而现在倘若不能将这些残片进行梳理,并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去警策后人,那就更加充满悲剧性…… 编辑推荐:
我想考察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以“五类分子”及“黑五类子女”为首要目标的畸型政治生态,就不能不考察地主、富农在乡村生活中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在此之前的历史命运;我想探究土地关系的深刻变动,对于召唤亿万农民起来拥戴中国革命胜利的正面作用,就不能不探究在几次的实践过程中,它对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所造就的负面戕害……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为1978年以前人性与人道、常识与常态在中国的全面扭曲,空前蹂躏而深觉后怕莫名,便必然会赏心悦目并热烈赞叹于——1978年以后在中国人性与人道的全面复苏,常识与常态的纷纭出度…… ——作者 目录:
自序
白云苍狗 一 工业化与土地诉求 二 保尔的时代变得可疑起来 三 于无声处的暗示 定海神针 一 没有了杏黄龙旗的天空 二 湖南农民运动 三 苏维埃运动 四 值得注意的一个词组 不归之路 一 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 二 影影绰绰地掩护 三 天上不是一律的灰暗 四 无焰之燃,无声之泣 五 丧钟为谁而鸣? 富家子弟 一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二 想起了十二月党人 走向胜利 一 梁漱溟恐怕不知刘作谦 二 喝油似龙喝水的日子 三 “粗风暴雨来啦……” 四 康生同志“上岗” 五 总是第一个拨乱反正 “扣子”理论 一 第一个“扣子” 二 “巳有难于掌握的形势” 三 给历史聊以备考 四 痞子文化及“士改” 五 国民党为自己买单 战争状态 一 渐行渐远的鸢影 二 铁甲之后,必是剑 三 文艺界也有好同志 四 出身低劣的“犹太” 五 倘若鲁迅还健在 必有凶年 “革命”世纪 “钱币”两面 纵横老泪 判若云泥 主要参考书(篇)目 书摘:
书摘
我想,毛敬伯、秦士良一类的地主是有的,非毛敬伯、秦士良一类的地主也一定是有的;心毒手辣、霸气遮天、收租放贷不过瘾外要充一方恶霸的地主是有的,吃斋诵经、广结善缘、临渊履薄做人、老老实实剥削的地主也一定是有的。大凡是人,便无法仅读身份。以天下之大,人性可百变千换之身,几乎什么样的人堆里都可找到好的、比较好的、坏的、坏进了骨髓的……毛泽东就坦言,在美帝国主义的营垒里有右派、左派,左派是民主党,右派是共和党,他喜欢共和党人。当然,我们不必再像他老人家那样,总是不辞辛劳地去划分出各占百分之几。 同样,可以参考数字,亦不必迷信数字。尤其不能迷信那些在某一运动的盖布下,或某种需要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数字。这是魔术而非统计,有时魔术都称不上。魔术至少需要本钱,“大跃进”里如集束炸弹一般飞出来的数字就不需要本钱。现在仍有些数字面目可疑,国务院就怀疑近年来各省市报上来的有关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数字,老百姓就常怀疑报上登的某些官员拒贿多少次共计多少元的数字…… 上列的吴江县震泽区的一组土改“苦情”数字,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为了还债被逼卖掉的女儿有36人,男孩只有5人。按国情,男孩的“含金”成色高,该男孩能多卖钱。琢磨下来,这其中,有多少成分系地主所逼,又有多少成分系本人早有此意呢? 最重要的,得承认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记忆和描述。诚如近读龙应台先生的一篇文章,内称:把一个饱学宿儒,一个背上系着婴儿的妇人,一个某族老人,一个贵州农民,一个一贯道的信徒,一个残障者,一个梁山伯的抢匪,一个北京来的同性恋者,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分别描述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将听到的答案,可能距离我们今天所挂在嘴边的“正统”很远、很远…… 倘若不能取一种客观、科学的平和立场,视一方的经验记忆和描述为草芥粪土,或者干脆让其闭上一副臭嘴巴;仅强化另一方的经验记忆和描述,乃至将其变成“正统”,权力语汇,虽有一时的九鼎之尊,庙器之高,但在岁月之河的滚滚冲刷下,终有一日会颤颤巍巍,露出野狐禅的气味来…… 虽然冒昧上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一位治学严谨的老教授仍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的看法是:浙江有沈定一这样占地万亩的大地主,但大地主很少,多的是中小地主。在南方地少人多,能集中起几十亩地到一户人家,因为不那么容易,才成为了多少农民几代人下来的理想。地主中,少数是祖传下来的,大部分是靠自己这辈子勤奋节俭起家的。靠剥削聚财成为地主的也有,但在数量上比前者少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在浙江农村很容易找到。 一般来说,自己受过教育而且也送子女去读书的地主,不会去大量鲸吞土地,在其支出表上,排在前面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向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此外也因为他们比较开明。剥削成性、欺诈百姓的地主,大抵没有文化,素质低劣,还得加上有权有势。在土改时被镇压的地主中,有一些是这类人。但出身于中农家庭的教授告诉我,在他的老家,被农民恨之人骨的地主尚没有,人们对于勤俭发家的认同与向往的心态,几近这片土地上春葱玉带般的钱塘江、富春江一样的天然…… 在萧山一位对当地历史烂熟于胸的同志的办公室,我洗耳恭听。没有一点矫情的意味,因为光恭听还不行,经常得麻烦他将一些越音太重、我听不明白的词语写在纸上。 萧山、绍兴一带的地主,规模都比较小。除了祖传的,自己做出来的,还有便是在街镇上开了一家小店,起早摸黑干了若干年后,赚了一些钱,到乡下买上一二十亩地。当地有一句民谚:“种田地主万万年,生意财主几千年,衙门财主一堆烟,”有些人还挺信。但不管意念里将种田地主捧得如何万寿无疆,现实里有地超过百亩的极少。土豪劣绅也不多,在萧山能够有名有姓算出来的,南片有几个,东北片的沙地区亦有几个。所谓沙地区,地在钱塘江边上,洪水涨涨退退,历史上颇为频繁。水涨了,地沉下水面,也必须交租,谓之“水地粮”,租虽然不高却毫无理由。可为了水退后能够接着种地,佃户们惟有忍气吞声…… 土豪劣绅当然恶。一般地主恶不恶? 若本是保长乡长,成为一架反动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随着机器一起转了,在收赋派差之外又塞进些个人的私利,不管不顾,百姓眼里当然是一具恶煞凶神。若办了慈善事业,开了育婴堂,救济院,仿佛便有了瓶“退字灵”,一下抹去了一种心理障碍,这是会发生在两个角色转换间的心理障碍——一个是晨诵佛经,暮拜观音;另一个则厉眉怒目,逼债追租,甚至不按一般租额,非“四六”或“三七”分账。这般恶的两类地主,扳着指头能算清,在萧绍一带恐不会超过二十个。 要说农民痛恨的,不是一般地主。你说农民是愚昧也好善良也好,在他们眼里,不管是祖上传的地,还是精卫衔泥、这辈子一点点添出来的地,都不是金鱼缸里突然窜出来的一条马哈鱼。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呼应了。”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狐疑,甚至畏惧,不少正源自于解放区的变动剧烈的农村状况—— 有人对土地改革不以为然:每个人只分到二到三亩地,那么谁都维持不了生计。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提高生活水准;(参见吴世昌《从美苏说列国内》转引自[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 在复旦读书时,我曾有幸聆听了温厚儒雅的朱东润先生的教诲。四十年代,他在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任上,也对其老家江苏泰兴农村在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之后,又将其开的商店的财物与股权分给雇员,持批评态度;(朱东润《我从泰兴来》1946年10月5日《观察》) 1946年8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它强调:现在全国人民想要两样东西,一是想让共产党保证履行其于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二是想要国民党政府贯彻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民生原则…… 抗战胜利后的这一年来,在国统区关于解放区里斗争、清算地主阶级,和乱"乩乐的绘声绘色的报道,令人汗毛陡耸的传言,广为流布,其势口渐汹汹。不少人在思虑,它们到底是少数所谓“贫苦农民”实为痞子、懒汉在趁火打劫,还是一批急于要将“共产主义”提前到今日的地方干部走火人魔? 1946年上半年,数千名地上,其中多是中小地主携妇将雏,灰头垢面,从苏北解放区惶惶逃离,逃到了上海、南京,一时间詖各媒体称之为“难民潮”,更使得沪宁两地的许多知识分子日愈相信,在这两者之中,恐怕情形是属于后者。 似乎打的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却痛在城里的知识分子身上。一下令人联想起当年北伐军由粤人湘后,多数人家里是地主的军官们的心,一片动荡起来,乡下不断有家里被斗、被抄的消息传来,军营里不断有各地躲避来的亲属们作劫后余生的诉说……作为导火索之一,正导致了“马日事变”的爆发。 无疑,在旧社会能够读到大学毕业,大多数人亦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但十指连心、孝子贤孙、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等成语,却并不适应一切知识分子。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一些著名的活跃人物,家里并不是地主。如罗隆基,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王造时,父亲先是放排工人,以后做起了竹木生意。梁漱溟,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皆中举而人仕途,可谓“世宦之家”,但曾祖卸任时,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父亲四十岁方入仁途,有此之前在乡间“义学”教书为生,饱尝了市井琐碎、民间疾苦…… 他们惕惧不安,并作了强烈反应,恐怕主要是——时下解放区的农村情形只是庞大冰山之一角,中共若决心以激烈手段改造农村,便意味日后中共坐了江山,亦会以革命去重塑社会——而这显然不合他们理想的政治理念。 此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让其自我感觉良好的,大概就是他们抱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的风骨。如同中国一切都在商品化、快餐化的九十年代,大约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他们似乎也不知道“情面”、“后路”这两个词该怎写。一次,储安平曾不无沾沾自喜地对人说,我们自由主义者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但我们照旧批评英国与美国……大约,只要谬误是一粒白麻子,而在一张雍容且不无威仪的脸上,这粒麻子衬着肤色并不明显,他们也要执著地将它指出来。 谢泳先生如是评价创办了《大公报》的王芸生: “《大公报》我是看过的,我以为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我们后来的报纸不好和《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须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题目,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感想》) 胡适并未加入民盟,以后又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被列入一份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名单坚,可骨子里他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据说,1949年1月,胡适在飞出了被包围的北平后,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想听他说几句感恩戴德的话。他表示对国民党实在无话可说,若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还依旧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至少还能享受沉默的自由”。(转引自[美]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 胡适到了台湾后,“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感想》) 若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时兴起,投奔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可黄土高坡上热烈而又粗砺的风,也磨不去他们身上的那股味儿。“都说延安是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王实味就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都说这甲是艰苦奋斗的大熔炉,王实味就说‘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同上)直到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我中央机关撤离途中,他的一颗脑袋滚落于山西兴县的一条山沟里,他才学会了人终究得和某些东西保持一致,比如再喧腾的生命,最后还是要和泥土保持一致…… 大概国民党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丢在了油缸里的鹅卵石,拿不好拿,抛也难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