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中的企业重构--产权改革 与放松管制

    本书研究中国最优经济转轨路径的决定及其对国有企业重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影响。当前的转轨经济学把经济转轨国家的企业重构作为研究重点。 本书所作的理论贡献，就是打破把产权改革即私有化作为经济转轨国家企业重构的微观机制的陈旧框架，以独特新颖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重构的独特微观机制，即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就业管制，允许国有企业渐近式排放隐性失业人员。从而论证了产权改革即私有化并不是国有企业重构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的渐近式改革具有经济理性。 全书体系完整、形式规范，对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陈钊，男，1973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2001年7月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讲授本科生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课程和研究生微观经济学、激励理论课程，兼任匿名评审杂志《世界经济文汇》的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转轨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在Problèmes économiques、《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曾出版《高级微观经济学》（参编，2002）、《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合译，2003）、《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合著，2003）。对住房市场及住房金融也有一定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于《金融研究》等刊物上，著有《住房抵押贷款：理论与实践》（2000）。

序
1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产权改革、重构和最优经济转轨路径
1．3 中国的经验和问题
1．4 本书的研究及内容安排
2 经济转轨国家的企业重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文献评论
2．1 经济转轨中企业的重构
2．2 最优经济转轨路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
2．3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2．4 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及本书研究的贡献
3 产权改革主导的经济转轨
3．1 产权改革的最优路径
3．2 失业、私有部门发展与经济转轨路径
3．3 经济转轨中的企业重构：产权改革及其他
4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若干特征性事实
4．1 产权改革滞后下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4．2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及其影响
4．3 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
4．4 小结
5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垂柳的最优路径：所有制视角
5．1 问题的提出
5．2 一个关于中国最优经济转轨路径的动态模型
5．3 模型的解
5．4 中国的经济转轨路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
5．5 结论与含义
附录：动态最优问题的解
6 结论
6．1 结论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6．2 对经济转轨的再讨论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有学者区分了组织重构(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与金融重构(financial restructuring)的概念。前者被认为是伴随产权改革而发生的，因为产权改革之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渐淡化，企业在决定今后的内部治理结构、在资产重组与劳动力解雇等方面需要和不同的组织发生关系，而这些组织在经济转轨之前是很不健全的。金融重构包括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这将涉及对经营不善的国有银行注资以冲销其过多的坏账、国有银行真正的商业化、新兴证券市场的设立等内容(Lavigne，1999)。由上可知，转轨经济学中的重构在不同层面上(如企业的、制度的)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更多的研究中，企业的重构被聚焦于国有企业冗员的排放。
产权改革、重构和最优经济转轨路径
产权改革与重构的关系到底怎样呢?按照产权教条，私有化必定促使企业发生重构，但相当一部分的现有研究显示，答案绝非那么简单。
阿根亚等人认为，企业改革的研究重点应当是重构而非私有化，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私有化与重构的关系并没有学者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那种认为私有化是重构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观点值得怀疑。我们从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中观察到的事实是：预期能使企业效率迅速得以提高的私有化方式在操作上缺乏可行性，现实中那些将企业控制权交于内部人(职工或经理)的产权变迁才是能够顺利完成的，但这种产权变迁的结果只能带来有限的企业重构行为(Aghion，Blanchard and Carlin，1994)。
卡林(Carlin)等人根据1990年到1993年间对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俄罗斯等国45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之后比不进行私有化更有可能重构(Carlin et al. ，1995)。相反，某些实证研究表明，未经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却进行了一定的重构(Pinto et a1. ，1993；Estrin et al. ，1995)。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的报告将这种经济转轨之初的企业重构称为“防御型重构”(defensive restructuring)，认为这是企业对市场竞争加剧与预算约束硬化的反应(EBRD，1997)。平托(Pinto)等人却将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的这种重构行为归因于私有化本身。他们认为，私有化作为一种信号，会在它实施之前就促使企业经营者为了在未来的经理市场上保持有利地位而努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Pinto et al. ，1995)。罗兰等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R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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