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作品集IV：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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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团体的存在可说是人类社会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如果没有“团体”，人类也许根本就无文明和历史可言，甚至可能连生存都要成为问题。这是韦伯的学术研究以“团体行动”为其基准的缘由。就此而言，“经济行动”无疑是“团体行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书取材自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分别讨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想深入了解韦伯的学术基础概念，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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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历任柏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的教授，曾主编著Archivfu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G与Grundriss der Sozilokonomik。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
编辑推荐：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兴未艾，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中国思想界面临的境遇与韦析当年面对19世纪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情境有几分类似，韦伯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对中国人的思考或许有某些启发。
目录：
序言
第一篇 经济行动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第一章 经济行动 1 经济行动的概念 2 效用的概念 3 行动的经济取向 4 理性经济行动的典型措施 5 经济团体的类型 第二章 市场经济原理 6 交换手段、支付手段与货币 7 典型的货币使用之初步结果；信用 8 市场状态、市场性、市场自由与市场规制 9 经济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10 货币计算的理性 11 营利的概念与形态，资本计算 12 实物计算与实物经济 13 货币计算的形式理性的条件 14 流通经济与计划经济 第三章 分工的类型 15 分工的类型 16 技术层面的分工类型(I) 17 技术层面的分工类型(Ⅱ) 18 分工的社会形态 19 劳务利用的占有 20 生产手段的占有 21 管理劳务的占有 22 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I) 23 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Ⅱ) 24 职业与职业构成方式 24a 占有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形态 第四章 资本计算的合理性 25 劳务的计算可能性之条件：适应性、劳动熟练、劳动欲等 26 与计算异质的劳务共同体关系：共产主义 27 资本财与资本计算 28 商业的概念与形态(I) 29 商业的概念与形态(Ⅱ) 29a 商业的概念与形态(Ⅲ) 30 资本计算的最高形式合理性的条件 31 “资本主义的”营利取向之典型方向 第五章 货币制度 第六章 经济与政治的相互渗透 第二篇 经济与社会团体 第一章 经济与社会秩序 第二章 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第三章 共同体关系与结合体关系的类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第四章 种族的共同体关系 译名对照表 索引 书摘：
生产手段的占有，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不管多么形式)，乃是无限的劳动欲的最强烈来源之一。这就是农业的小经营，更正确地说，小农地经营者(无论是小所有者，或是希望将来能够晋升为土地所有者的小佃农)之所以异常重要的最终根源。此种土地所有形态的古典所在是中国。在学有专精的、劳务明细化的、手工业领域里，则以印度首屈一指。其次，所有亚洲地区，以及西方中世纪时期，也不无同样的事例。在西方，为了争取(形式上的)自行管理权而引发了最根本性的斗争。小农民(往往如同园丁那样，所从事的是劳务的明细化，而非劳务的专门化)将极大量的劳动剩余投注于经营当中，并削减自己的生活水准以维持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同时，将农业上无法拿来作营利用途的东西，亦即，在大经营当中无法利用的副产品和各式各样的“废物”，都拿来作家计式的利用。正因为这种欠缺资本计算，以及家计与经营合而为一的情形，而使得其存在成为可能。根据一切可能获得的消息显示(参照我在第24届德国法学会议上所发表的数字)，农业上基于资本计算的经营(在所有者自行经营的情况下)，远比小经营更加敏锐地感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在工业方面，相应的现象直到机械化及严格专门化的劳动结合的经营时代，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到了十六世纪时，即使像“纽伯瑞的杰克”那样的经营都可能(如同在英国实际发生的)径直被禁止而未严重危及劳动者的利得机会。因为，将拥有者所占有的许多纺织机结合在一个工场内而由劳动者个别加以操作，本质上并不会提升劳动的专门化与结合，因此，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这绝不足以增加企业家作此打算的机会，亦即能够借此确实地补偿愈来愈大的风险 和工场成本。尤其是，在工业里为设备投下大量资本(“固定”资本)的经营，不止像在农业那样对景气循环相当敏感，而且还对任何行政或司法上的非理性(不可计算性)——如同普遍发生在近代西方以外各地区的情形——具有最高程度的敏锐性。分散化的家内劳动于此，正如同其与俄国的“工厂”的竞争和其他各处的情形一样，仍然可以保有优势的地位，直到以下这样的时代来临(甚至尚未导人机械动力来源和机器工具的时代)：为了充分利用已扩大了的市场机会，而需求精确的成本计算和产品的规格化；随着技术上合理性的装置出现(使用水力或马力的轧棉机)，跟着也发展出具有内在专门化的经营，而借此也才有机械马达和机器的登场。征此之刖，世界各处时而出现的大型工场经营，就算再度消失无踪，也不会对所有参与者的利得机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妨害，并且也不会迫切危及到民众的需求满足。直到“工厂”出现，情形才有所改变。不过，工厂劳动者的劳动意欲主要是取决于将生计的风险转嫁于劳动者身上、因而连带产生的异常强烈的间接强制(例证：英国的强制劳动所!)，并且，持续不断地指向所有制度的强制保证。这明白显示于当今此种劳动意欲的低落——由于革命破坏了强制力所造成的 结果。 3．营利经济型：本身是共同体行动一部分的经营体，将其产品或效用拿到市场上贩卖，并将利润提供为团体目的所用。这可以是没有形式上独占保障的“自由的”经营(普鲁士的海外贸易公司，沙特勒兹酒)，也可以是个独占性的经营，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胜枚举(如邮局)。 显然上述这三种概念上最为一贯的类型间，各种的结合方式皆有可能。譬如，实物给付可以被货币形态所“消解”，天然产物可以在市场上转化为货币，营利经营用的财货可以直接通过实物贡纳来筹措，或在市场上使用货币贡纳所征集的手段来筹措。事实上这三种类型的构成要素通常都彼此混合。 4．赞助型(Mazenatisch)：经济上有能力者，或者对于共同体的目的有着物质上或理念上的利害关心者，纯粹自发性地提供经援，而不论这些赞助者是否为共同体的参与者(宗教共同体和政党因应需求满足的典型方式：为了宗教目的的捐献、大金主对政党的资助，此外，托钵修道会、早期历史上对王侯的“乐捐”亦可算上)。这里头并没有固定的规则与义务，捐献和参与其他的共同体行动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赞助者可以完全置身于参与者的圈子之外。 5．特权化的负担分配：这可分为优势特权与劣势特权两种。 a)优势特权的负担分配：不只是、但主要是发生在特定的经济独占和社会独占受到保障的情况下，此时，某些特权阶层或独占的集团，非但说不上分摊负担，反而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贡纳。贡纳和劳务因此并不是依一般的原则来课征，亦即按个人的财产和收入程度，或(原则上至少)按自由流通的产业种类和营利种类来课征；反之，是根据共同体所赋予个人或团体的某些特殊经济、政治或其他权力地位与独占的种类来决定(骑士领地产业、行会和身份团体的租税特权和特别捐)。更精确地说，贡纳与劳务不过是作为这些特权化的保障与独占的“连带品”或“代价”。以此，需求满足的方式，在各个阶层的社会与经济机会皆“封闭化”的基础上，造作出或固定住共同体参与者之间的一种独占性的顺序。 一个重要的特殊案例，在概念上亦属于这种需求满足形态，亦即：“封建的”或“家产制的”需求满足方式，用以满足政治权力手段相关的需求——为了遂行结合体行动，政治当局有必要以权力地位的占有来交换。此种方式本身可以极为不同的各种形态表现出来(在身份制的组织体里，原则上就连王侯也必须从其家产制的财产中提拨出政治的共同体行动所需的费用，同样，政治权势或家产制权势与社会荣誉的封建分享者，如封臣与家士，也必须以自己的手段来支应战斗上和官职上的需求)。 此种需求满足方式所牵涉到的，多半是实物的贡纳与劳务(身份一实物的特权化需求满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亦可能出现完全类似的特权化需求满足的过程：例如政治权力以明示或间接的方式保障某个企业家集团某种独占，以此而向他们直接或以贡纳的方式课征摊付费。在“重商主义”时代通行的这种基于特权的负担分配方式，如今（1914年以前）又再度逐渐浮上台面（如德国的烈酒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