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

书摘
我曾与鲁迅议论到郭文。鲁迅说，不必理睬它了，它只是就口号来反对口号，对于我们提出的文艺家联合阵线的大原则，文章还是赞成的。而且郭沫若是创造社的元老，底下有一大帮人，如果我著文反驳，马上会有一群扑上来的，犯不着。冯雪峰也不主张答辩，他说这个问题已经明朗了，没有必要再展开争论。
到了九月下旬，《今代文艺》一卷三期上用醒目的标题登出了郭沫若的《戏论鲁迅茅盾联》和把这副戏联偷出来发表的金祖同写的《后识》。郭的戏联是：“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很明显，这是朋友间的戏谑，是不供发表的。可是偷戏联的金祖同的《后识》中，却忽然说他看见了我写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大致是劝他对此番论争，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为仇者所快，似乎是动以大义。不知茅盾先生连续发表的反周起应先生的论著，就不是为仇者所快么?”对于这位素不相识的金祖同的无端攻击，本可以相应不理，可是他的蓄意颠倒事实，却使我不能缄默。正好这时《大公报》来向我约稿，而且指明要我谈谈上海文坛的现象。我想，何不写一篇纵论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顺便也谈谈《蒐苗的检阅》中的那个问题和回击一下金祖同?于是我对《大公报》的编辑说：可以写一篇，但你们不能删改。他们同意了。
九月二十六日我把文章写好，交给《大公报》，十月十日登在该报“国庆”二十五周年特刊上。文章的题目就叫《谈最近的文坛现象》。这篇文章现在似已无人知晓，连一些专门搜集两个口号论争资料的集子也不见提及。但我认为它应该被注意，因为它披露了一些现在看来是第一手的材料。下面对文章的内容略作介绍。

另外，为解决两个团体的纠纷，适夷用文总代表的名义找漆宪章和我们一起谈了一两次话。我拟了解决纠纷的三点决定，由适夷提出，对方同意了。这个决定由我译成日文，交《普罗文化》(普罗文联机关刊)发表了。
(这样一来，使得日本警察更进一步掌握了我们两个团体的情况。这个用中国文总适代表名义发表的决定，使他们知道我们和中国文总及日本文联都有联系，更加强了他们非把我们搞掉不可的决心。)
旧历除夕，我们几个中国同志，加上从北平派来的没有能赶上参加会议的一位姓曹的代表，在方翰那里聚会了一次。谈话时适夷发言，好像批评了曹代表几句。详细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我很为曹代表感到委屈。
我向江口涣介绍了适夷。他在家招待适夷吃晚饭，由适夷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适夷说，我口译，他笔记，他很重视这次会见。
我们很快送适夷回国了。
1932年2月×日，发生了小林多喜二事件。之后约一个月，三月×日，我们被捕了。被捕那天早上的情况和我的感情，我也都如实地写在长诗《时间开始了》里了。
我被捕时，先由中条和端保(早就跟踪过我，私自搜查过我的住处)和另外两个刑警押着坐出租汽车(车钱还得由我付)到了四谷警察署。当时还早，办公室里没有人，他们就坐着闲谈。中条模仿周颖的口气说，“几时回家呀?”并轻薄地笑了。我就知道，周颖不是头天就是在我前的半夜里被捕了。
本署警察(便衣)来了，将我送到监房。看守搜查了全身，取走了钱包、水笔等，送进了左手第一间。这第一间都是新进来的犯人，白天三面墙人挨人坐，晚上人挤人睡。每日是三餐米饭，一律是饭盒子。早上是劣等豆汁汤，舀着分食，中午、下午是泡萝卜或一小块鱼。晚上监房长指定人出去取来满是脏灰的毯子，早起叠好送回去。
我被关在警察署(即拘留所)一直没人过问。这是我精神上最不安的阶段。我身上带有许多关系，一定在拷问和我有关的人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暴露?……大约半个月后才提上楼去。在一间办公室内，来的是一向跟踪我的刑警端保；他把我带到了一间日式房里。端保劈头一句就是问：“书记局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马上把我掀倒了，用棍子打我的双腿及后股。我只好弯起小腿由他打去。打累了休息一下，又吼着问我：“书记局是什么?”我闷声不响，于是又打。这样前后经过了近两个小时，就把我送下楼，仍交给了看守。
第二天又被提到了日本间。又是追问书记局，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是掀倒，又是用棍子打。昨天挨打的地方已经肿了，棍子打去只感到火辣辣的烧痛，但我心情很充实，仍是：—言不哼。缠打了近两个小时，又把我送到楼下交给了看守。这时我虽面带笑容，但腿已弯不过来了，好容易才用手撑着席子坐了下来。这就被旁边的犯人注意到了，又看到我连铺毯子都站不起来，就赶快向看守报告。看守也忙着替我买来了松节油并帮我搽两股的肿处，由别人扶我睡下。

回想1954年12月，我从中组部调中宣部工作时(当时是任副秘书长兼任干部处长，机关党委书记是任职不久选举的，大约一年以后改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曾决心按照安子文部长的指示，根据党的原则和党章的要求，管好干部和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但三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是做不到的。一切必须顺从领导个人的意志，因此不能不讲违心的话，办违实的事，处理丁、陈问题只是一例。这引起我很大的不安。
这次机关党委改选后，我即同张磐石副部长等到山西、河南去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本来，这不是我的工作任务，我所以要去，内心里主要是想离开机关一个时候，让别的同志多负些责任，以便能逐渐摆脱这一工作。我感到同现任的领导人共事越往后越难办。以张际春的经历和在党内的威信及在中宣部的关系来看，比我各方面条件要好得多。但张际春在对待丁玲和周扬的问题上，时常感叹地说：“复杂!难办!”而认为不好处理。现在张际春实际上已调离中宣部，由我直接同周扬打交道，那是更无可奈何的。丁玲问题处理了，严慰冰问题还无结果。新的问题还会发生……到将来我决不会有比张际春好些的后果。与其那样，还不如主动地要求调离。但我向周扬提出下去的要求时，则只说：“因长期在机关，不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想去看看，充实、充实。”周扬同意了。但是他说：“要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对他这种希望，我当时还不知其用意，只认为他既同意我出去，就感到很高兴了。
本来在张际春同志的工作变动以前，中央已决定把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分两个部来管。就是从原来的中宣部中把文化、教育、科学、体育、卫生等工作分出来另成立一个党中央文教部；中宣部则只管马列主义的宣传、政策宣传和国际宣传；并且决定由张际春任文教部部长，我任副部长。张际春已同我谈了此事。我也看到了中央的任命通知。我当时认为，我作为他的助手同他一起到新成立的部门工作是愿意的；但我觉得我仍担任秘书长比担任副部长会更合适。我认为，从我各方面的条件，作为党中央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水平不够；名义小些，多作些实际工作对我来说，则有了更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而不至于滋长自满情绪。我这种要求是从我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我同际春同志谈了我的思想，他告我说，“已经决定，服从分配吧!”他也可以反映一下。
后来，由于陆定一部长不同意把文化、教育、科学、体育、卫生等工作从中宣部的管理下分出去；他感到那样作中宣部就没有什么工作可管了。
以后中宣部分部就没有实现。决定张际春个人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去负责，主管文教事业的行政和计划工作。而国务院这个“文办(二办)”机构则是原来就有的，也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工作班子。因此，这个变动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还不了解。只感到对这个变动的发展有些担心。
因此，我想，继续在中宣部工作下去，与其将采被排斥走，不如主动地要求调出。在现有两位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对我来说，是无法适应的，在许多事情上，我难以作到同他们思想上完全一致。
在山西，我们到了太原和解县一带的农村。在河南到了洛阳城乡。1958年春季，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我记得在解县县办工业正在兴建，并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正在研究使灌溉机械能随时移动以适应一机多用的问题。当时提出的要求是“让锅驼机长上腿”。洛阳的群众识字运动(扫盲)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里推广的用汉字“偏旁部首”的识字法，大大提高了文盲识字的速度。回来后我写了一个短文介绍他们的经验，刊登在“宣教动态”上。这使我深受教育，进一步认识到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这种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是到处都有的。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群众性的发明创造。对这种群众性的发明创造，如何去组织、发动、总结、提高则是一个关键。群众智慧是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向它需求的越多，它所提供的也就越大，越广泛。因为群众始终处在各种实践活动的第一线，而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我对这次下去很满意，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全是毛主席写的：但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这是不合适的。我和周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便由我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
6月8日，毛主席改好了社论之后，又批示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主席批示中关于“写文章”一段话，主要是针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而言的，这篇由邓拓起草的社论，经毛主席删改后，几乎只剩下一个题目了。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和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第三批材料公布时，“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公布后，社会各界掀起了声讨胡风的浪潮。中央决定将关于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毛主席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6月12日毛主席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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