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园近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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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化，生于一九二O年，祖籍湖北江陵。随父母在北京清华园度过童年。少年在北平城内读中学。抗战爆发后流亡上海，在上海居住至今。最早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写作，抗战胜利后曾在《联合晚报》主编“夕拾”副刊。后去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今北方交大）任教。解放初曾在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并先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等校任教。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件的牵连被审查，直至一九七九年得平反。除从事文学理论写作外，并在文化研究方面发表一些文章。 主要著作 《文心雕龙讲疏》（初名《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学沉思录》（一九八三）上海文艺出版社 《思辨随笔》（初名《思辨短简》一九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清园夜读》（一九九三）海天出版社 《读黑格尔》（一九九七）江西百花洲出版社 《清园近思录》（一九九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九十年代反思录》（二00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十年代日记》（二00一）浙江人民出版社

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
与德里达对话访谈录
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
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
郭嵩焘与湖南新政
道德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略谈
关于京剧的即兴表演
读书札记(三则)
《无邪堂答问》摘抄
谈谈我的日记
谈谈回忆录
“以我为例”
《人和书》跋
关于《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的几句话
[附]史华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史华慈)
史华慈遗笔导读(林毓生)
写给吴步鼎的匕封信
[附]蔡达君写给吴步鼎的信
书简续编(二十四通)
致王春瑜 致沈建华 致书 书
致李 普 致任继愈 致邵燕祥
致王 焱 致张晓风 致刘 凌
致周正章 致李海青 致吴海勇
致邵东方 致许江(二通) 致唐 康
致陈冰夷 致陆 挺 致苏 烈
致林毓生(三通) 致杨少俊 致林同奇

谈谈我的日记
这部日记自一九九0年起，至一九九九年止，前后共十年。其中一九九一年未记，以回忆录代替。
我很羡慕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记日记的本领，我没有这样的恒心，也缺乏这种毅力。过去我曾多次打算把日记记下去，可是每次都半途而废了。这里刊行的十年日记，虽然并不完整，但总算持续未辍，也许这和九十年代有关。对我来说，九十年代是颇为重要的十年。我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人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可这并不是张大其辞。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没有这样宽广。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所以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这大概是我在这十年能够把日记坚持记下去的原因。因为我当时想，倘要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和自己思想的演变全都记录下来，恐怕再没有比记日记更简便的方法了。
友人如兰告诉我，赵元任先生曾说过，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为自己记的，另一种是给别人看的。他认为他的日记是第一类，胡适的日记则是第二类。为自己记的日记，目的在于存以备考，只要自己看得懂，怎么写都行。最近商务准备出版《赵元任全集》，其中也包括他的日记。我不知道如兰和新那姊妹们，如何整理她们父亲的日记。听新那说，赵先生日记中，有时使用了五线谱以达意，有时是图像，有时是外文和方言，有时还夹杂着只有他本人才明白的符号。我的日记虽然不像赵先生日记那么复杂，但也不大容易让人能够看得明白。其中有缩写，有符号，还有许多没有背景交代只有自己才懂得的记述。自己写给自己看，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答应编辑朋友的要求，准备把它们出版问世公之于众，就成为大问题了。一旦刊行，就需要使上面说过的第一类日记变为第二类日记。这是一个大变化。最初我低估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着手进行之后，才感到它的分量越来越重，而并不像原来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这是需要去做大量的工作的。譬如，原来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