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 - 图书城.COM

小说的巨匠，《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去世后七年，正当法国公众猜测这位大师是否后继有人的时候，一位隐居乡野的无名作者，出人意料地以一部惊动法庭提出公诉的小说作了回答，这位作者就是福楼拜，这部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一个农家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化的教育，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没给她带来幸福，倒给投机商人造成了可趁之机，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债积如山，无法偿还，丈夫的薄产早已被她挥霍净尽，情人又不肯伸出救援之手，她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服毒自杀。
一个女人因负债和爱情绝望而自杀，类似的故事在许多时代都发生过，也不知有多少小说家描写过，何以到了福楼拜笔下便引起轩然大波，蒙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问题显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以貌似冷漠的态度，非常“客观”地揭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他非但没有对女主人公作道德上的判决，反而以无比的说服力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爱玛是一个失足的女人，但作者并不简单化地把她描写成一个坏女人。她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坏秉性，而生活却无可挽回地把她推向深渊。首先是她父母异想天开，让她去修道院受大家闺秀的教育，害得这个乡村少女整天向往贵族社会的“风雅”生活。浪漫主义文学的薰陶，灌给她满脑子诗情画意，什么风啊，树林啊，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啊，什么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的骑士啊，这一套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们，每天来来去去，为衣食奔忙，满不在乎地往道旁吐痰，津津有味地喝肉汤，她和这些人没有共同语言。她父亲怜惜她，不忍心让她在田庄上操劳，她整天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和钟摆一样单调：没有什么可学习，没有什么可感受，于是她期待着爱情。就在这时候，包法利出现了。在庄稼人眼里，医生算是相当有身分的人，何况他还治好了鲁俄老爹的腿，可见很有学问。爱玛于是成了医生太太。然而她所期待的爱情并没有到来。包法利医生既无雄心，又无才干，举止无风度可言，谈吐和人行道一样平板；再说他既不会游泳，又不会耍剑、放枪，和爱玛心目中的骑士完全不沾边。俄毕萨尔的舞会，在她生活中“凿了一个洞眼”，让她窥见了荣华富贵，从此她更加受不了乡镇生活的小器、平庸。舞会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子爵，被她理想化了，变成一种甜蜜的憧憬。她把小说书上描写的当作现实，而把环绕着她的现实当成恶梦，她在幻想中生活，时刻期待意外事件的降临，就象遭难的水手，想在远处雾气笼罩的天边发现一叶白帆。失望之余，更觉生活不堪忍受。谁也不理解她的苦闷和抑郁，只道她神经有些毛病。
她也曾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发狠逃避了莱昂的追求，事后却又懊恼不已。她想求助于宗教，而那位以“灵魂的医生”自诩的本堂神甫却对灵魂的疾病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有了温饱，就该心满意足了。爱玛终于明白，她不能指望从神甫那儿获得任何启示或帮助。
百无聊赖的生活，灵魂的苦闷，对爱情的渴求，决定了风月老手鲁道尔夫一出现，包法利夫人就要落入他的掌心。与其说爱玛爱上鲁道尔夫，不如说爱情的幻梦把她推向鲁道尔夫的怀抱。爱玛凭自己的想象，以为爱情犹如来自九霄云外的狂飚，伴着雷鸣电闪，席卷人的整个意志。她按照幻想的模式投入爱恋，狂热得叫鲁道尔夫瞧不上眼。新鲜劲儿一过，他的态度便越来越冷淡。眼看伟大爱情的河床一天涸似一天，爱玛的痛苦可想而知。她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孩子，她甚至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撺掇丈夫割治跷脚，满心希望包法利一举成名。可是丈夫不争气，几乎断送一条人命，爱玛完全绝望了。她的尊严，她的自爱心，受到包法利这个姓氏的玷辱。从此连残留的一点妇德也彻底崩溃了。她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比以往更加颠狂。她想入非非，要和情人私奔，讲求实际的情人干脆甩掉了她。受到这次打击，她大病了一场，却不曾接受教训。她依然被幻想牵着走，依然按照小说里的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生活。她为体验她认为理当经历的感情而爱莱昂。甚至当她“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而且对他感到腻味以后，仍象个钟情的女子一样继续给他写情书。不过她写信时想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一个理想男子的模糊幻影。她就这样在幻想中生活，一生都受着幻影的欺骗，不知不觉犯下许多过失。她追求细腻的感情，丰富的精神生活，结果只是耽于物欲和淫乐。她最大的错误是不理解“风雅”是要财富作后盾的。她为之神往的那种“爱情”，需要庄园、别墅、高车驷马和华美的衣着打扮作陪衬，缺了这点富贵气，“爱情”便失去了光彩。她是个乡镇医生的妻子，却想和贵妇人一样骄
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