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年代，动荡的岁月，一个老革命家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构成了这本书。一些逐渐被我们遗忘的往事，通过他叙述的话语，渐渐清晰了起来，而一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也再次证明那个时代，他的足印。
作者1965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本书以其亲身经历为主线，回忆了“文革”发动前江青等在上海的活动，“文革”发动过程中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上海“一月夺权”，作者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得到“解放”重新工作，并于1975年调离上海赴京的经过。书中详实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罪行，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内容提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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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年代，动荡的岁月，一个老革命家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构成了这本书。一些逐渐被我们遗忘的往事，通过他叙述的话语，渐渐清晰了起来，而一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也再次证明那个时代，他的足印。 作者简介 ：
陈丕显( 1916-1995.8)，福建上杭人，曾用名陈家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中共苏中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1945年后，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中共华中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新四军华中指挥部政委，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
1949年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员会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第二至四届政协主席，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政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 - 1988年4月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7年当选为中顾委常委。1990年被增聘为中国老龄委名誉主任。1993年6月当选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十四大代表。
著有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苏中解放区十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等。
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同年9月10日，骨灰撒入上海吴淞口江水中。
目录 ：
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陈丕显的友谊（代序）
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 “大写三十年”与“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有鬼无害”论》与“梁璧辉”的由来 江青移植“革命样板戏”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张春桥其人 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姚文元入伙 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毛主席“要害”，江青请“尊神” 二次充当“信使”，“二月提纲”挨批 因病休养，风暴骤起 第二章 暴风骤雨 “文革”初期的上海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 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 《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 康平路事件 周总理来电，临危受命；“一月风暴”袭来 缅怀战友曹荻秋、陶勇同志 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老帅们大闹怀仁堂 第三章 囹圄八年 遭受非法监禁，耿金章心怀鬼胎保我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置我于死地 所谓“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 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 颠倒黑白，“红小鬼”变成“黑小鬼” 强加给我“叛变投敌，充当特务、内奸”的罪名 …… 第四章 浴火重生 部分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编后记 前言：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是那期间发生的一幕幕往事，至今仍挥之不去，时常浮现眼前。这段长达十年的浩劫，不仅给亲身经历过的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和思考。“文革”，已成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值得反思、给人以警示的难得的反面教材。以此为鉴，我们今后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正是这个缘故，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和总结，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总结概括出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对防止“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重演，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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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书摘
第一章 溪云初起 怀有“神圣使命”的女客人 1963年2月下旬，在春寒料峭之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解放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两个普通的头衔，但由于身份特殊，谁对她都是客客气气的。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是为隐居休养或治病，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是搞得神秘兮兮的。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我们这些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礼貌，每次总要去看望，但也都是礼节性的，来去匆匆，言谈不多。 然而这次来上海却和以往不同，她一改往常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用她后来的话说就是，原本她就是怀有“神圣使命”而来的。 江青这次来沪怀有什么“神圣使命”呢？她当时对我们说是来搞“文艺革命”。我们自然是信以为真：无论以她在文艺界的两个头衔来看，还是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当过演员，在延安演过戏，对戏剧有些根底来看，她来上海这个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搞“文艺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都赞同和支持。因此，她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予以满足；她对戏剧提出的意见，我们都不会怠慢。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的“神圣使命”是很不简单的，有着很深刻的目的和复杂的背景。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就很清楚了。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喜欢闹出点事情、弄出点花样，总爱出风头。长期以来，她以毛主席文艺秘书的身份在思想文艺战线充当“流动哨兵”(江青语），就搞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名堂。许多事情在大家看来是很正常的，可经她一看，问题就不得了啦。五十年代，大家认为《武训传》只是一部反映历史人物的电影而已，可是在江青眼里却有重大问题。又比如对解放后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艺界的成绩很大，可她却不是这么看。1966年11月28日，她在北京文艺界大会上那篇经张春桥反复加工修改的讲话里说：“这个问题就大啦！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有严重反动政治倾向的戏……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为什么江青说争取批评的权利很难呢？因为她首先在毛主席那里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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