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体制伦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前　　言
　　　　　　　　　　　　　　　　　　(一)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年代，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从拨乱反正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影响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重大改革部署都由“三中全会”做出，这也许是一种巧合。由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二十五年的历史便呈现为三个阶段：前奏阶段、全面启动阶段、确认并建立市场体制的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则进入了深度市场化的阶段)。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并非轻而易举，而是一段艰难的历程。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其间，我们跨越多少体制障碍也就需要突破多少理论(伦理)禁锢，实现多少体制创新也就需要做出多少理论(伦理)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问题，先后承担了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和“十五”规划项目各一项，最终形成了拙著《中国市场体制伦理》。
　　在研究探索和形成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作为基本方法，立足于我国市场体制的建立与道德建设的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回答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总的来看，拙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市场体制与道德进步、道德建设、道德发展的关系，初步但却比较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市场体制的伦理体系，并对其基本范畴和主要原则做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二)
　　全书内容围绕“中国市场体制伦理”这个总题展开为三编十二章。
　　第一编“经济体制与伦理道德”设三章(第一～三章)，是“中国市场体制伦理”的前奏和铺垫，主要讨论经济体制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第一章“经济体制改革与伦理道德困惑”，简要介绍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确认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过；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在道德价值目标、道德评价标准、道德行为选择等方面遇到的伦理冲突和困惑；述评了伦理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这一时期展开讨论和争鸣所形成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围绕怎么看我国道德建设现状的问题有“滑坡论”、“爬坡论”、“失范论”，围绕我国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是何关系的问题有“二律背反说”、“代价说”、“恶动力说”、“冲突说”、“双重效应说”，围绕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怎样建的问题有“外灌说”、“内引说”、“划界说”、“‘适应’和‘超越’说”。
　　第二章“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伦理”，用“立论”的方法，在审视并厘定经济、伦理、道德这几个最基本的概念，指出道德与经济具有同步性、同构性和相互规定性的基础上提出：经济体制必有伦理意蕴，道德是经济关系的折射；经济体制需有道德为其提供伦理辩护和动力支撑、秩序支撑；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性就在于它能提高经济效率，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市场体制伦理规约着市场主体道德，市场主体道德又载荷着市场体制伦理。
　　第三章“评市场经济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种种神话”，用“驳论”的方法，集中评析了一度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它们是：市场活动与伦理道德无关，两者应当严格划界；市场经济经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自然会实现社会的最好利益，无需道德调节；企业经营如同扑克游戏，要求对人不信任、不友善、不开诚布公以至撒谎；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讲道德会妨碍企业的赢利，因而市场主体无法(不能)讲道德；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侵入和渗透到了人们的精神领域和道德观念之中(将权钱交易与等价交换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市场经济中的“最小一最大原则”着实有些损人利己的道德色彩(将市场活动中的谋利、求利等同于损人利己)；竞争导致了私有意识的膨胀；等价交换是通过供求双方一系列讨价还价的明争暗斗得以实现的，会助长人际交往中的斤斤计、有利就来、无利就散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等等。在分析、辨明以上种种观点都是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误解的基础上，还总结归纳出思想方法上的三点启示：一是不能简单地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市场体制，而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求必然联系，把握事物本质；二是不能简单地把我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而要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新事物，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三是不能简单地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的伦理原则作为评价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问题的标准，而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作为评判标准。
　　第二编“中国市场体制的伦理构架”共设六章(第四～九章)，是“中国市场体制伦理”的主体和展开，集中探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建构及其基本范畴和主要原则。
　　第四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建构”，在第二编中带有总论的性质。这一章指出，建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伦理必须遵循的总的指导原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伦理的建构可由两个基本范畴和若干主要原则构成。两个基本范畴是等价交换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为，等价交换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属性，它们作为伦理范畴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伦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其他伦理原则规范能够起到统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伦理的主要原则，可以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分别加以考察，从而概括出生产伦理的主要原则有自主自立、竞先创新、保护生态；交换伦理的主要原则有平等互利、公平公正、诚信守法；分配伦理的主要原则有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既注重效率又维护公平；消费伦理的主要原则有发展优先、适度消费、扶贫帮困。
　　第五章“等价交换”和第六章“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讨论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伦理的两个基本范畴。等价交换原本是商品交换的整体性、普遍性原则，同时，这种原则具有成为经济伦理原则的内在必然性。等价交换作为伦理范畴的要义是：市场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的交换、交往中做到平等公正、互助合作、互利互惠，力求收入与付出相一致，真正体现等量劳动之间的互相交换。这一伦理意蕴源自商品的天然本性：商品是通过商量(协商)而进入和实现交换的产品，而不是通过指令，也不是通过欺骗或强求。确认等价交换为我国经济体制伦理的基本范畴是一种道德的真实和伦理的进步，有助于遏制假冒伪劣、权钱交易等不道德行为，并没有向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伦理趋进，相反，对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本质特征和最终社会价值目标，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整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基本伦理原则。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伦理范畴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一是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三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
　　第七章“竞争”、第八章“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第九章“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讨论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伦理中几个主要的、突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有：竞争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使社会获得生机和活力、促进主体日趋完善的道德价值。竞争与协作既对立又统一，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和高度协作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弟。正确参与竞争与协作必须遵循相应的原则。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由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也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将其作为分配伦理的主要原则，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勤劳致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作用，从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的、统一的，两者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公平应该是指一定社会的法规政策对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效用性，它是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主要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以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合理性。不能将公平等同于(误认为)平等，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平等是人们实际获得的地位、权力和财富的等同，公平的最终客观标准是效率，也即“三个有利于”。
　　第三编“市场伦理与道德建设”设三章(第十～十二章)，是“中国市场体制伦理”的延伸和拓展，主要论述道德的整合、实现和发展。
　　第十章“道德的整合：经济伦理与其他伦理的贯通”，论述了经济伦理与其他领域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的相通性、一致性。经济伦理与其他领域伦理虽然是不同领域中对人们行为的不同道德要求，但是，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其伦理意蕴和精神也应该是一致的。在一种道德体系中，经济伦理总是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它是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到一般社会伦理的中介。不能设想，在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中，经济领域对人们是一种性质的道德要求，而在其他领域或在一般意义上对人们又是另一种性质的甚至与前者相悖逆的道德要求。
　　第十一章“道德的实现：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揭示了道德的广泛性要求与先进性要求的含义、依据及相互关系，认为从质的规定性上看，道德的广泛性要求应该是指对广大群众可行的要求、长期可行的要求，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应该是指对少数先进分子可行的要求、一段时间可行的要求，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坚持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是要承认广泛性要求的合理性、合法性、合义性，克服和防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某些道德准则的消极影响；二是要积极鼓励和倡导先进性要求，克服和防止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认识误区；三是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克服和防止把个人主义视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物的错误认识。这一章还进一步阐述了社会道德要求与主体道德生成的关系，提出主体道德品性的生成，必须加强学习，提高道德智慧，经常自省，增强道德信念，重在实践，操守道德行为，努力实现德智、德信、德行的融合。
　　第十二章“道德的发展：‘适应’与‘超越’的统一”，强调了不仅经济伦理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其他领域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都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其他领域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要超越市场经济，而且经济伦理也有超越市场经济的因素；“适应”的道德和“超越”的道德，是一个道德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能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经济伦理与其他领域伦理、一般社会伦理的意蕴是相通的，不能割断它们的联系。一句话，“适应”和“超越”应当是全面的、辩证的。
　　附录所收三篇论文《道德的基本定位：实践主体的一种品性》、《论道德的本质属性》和《道德新界定》，是我们近年在报刊发表了的文章。这组论文对道德指什么、是什么做了反思和辨析，是使用“道德”概念探讨市场体制伦理的前提和基础。它们虽然不是直接论述“中国市场体制伦理”的，但与此有着较为密切、深层的关联，故收辑于后。
　　此外，书后附录了作者1995年以来公开发表(出版)的与“中国市场体制伦理”相关的论文(专著)的目录，以备读者查考。
　　　　　　　　　　　　　　　　　　(三)
应该说，拙著选题难度不浅，要求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的、颇具挑战性和前沿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做探索性研究，加之我们学力疏浅，所以难免失误偏颇，难免顾此失彼，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我国以市场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正在深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新政策，为中国市场体制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新问题、新视野。我们的研究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也不会感到很满意，并永远没有终期。比如，对形成市场主体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一个问题――产权问题，拙著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又比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原则，是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入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其基本精神应当也可以吸纳在中国市场体制伦理之中。诸如此类，只能容待以后再去研究和完善了。
　　在我们的研究中，引用了学术界同仁发表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无论是引证肯定还是商榷评点，我们对原作者都抱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因为，正是这些不同观点的争鸣，甚至对立观点的“交锋”，才使得我们的探索得以不断深入。
　　如果我们的拙著能够或多或少地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伦理辩护和动力支撑，从而帮助人们消除误解、疑虑和困惑，坚定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规范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伦理导引和伦理约束，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为整体的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提供一点基础，从而促进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么，我们的初衷便达到了，我们将感到欣慰，我们当感谢读者。
　　　　　　　　　　　　　　　　　　　　　　　　　　　　　作　者
　　　　　　　　　　　　　　　　　　　　　　　　　　　　　2004年早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