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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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女性主义、多元化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非洲中心论等各种新潮理论引领风骚之际，哈罗德·布鲁姆逆流而立，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重申智识与审美标准的不可或缺。在本书中，布鲁姆高扬“审美自律性”的主张，一仍其“影响的焦虑”理论，以莎士为西方经典的中心，并在与沙氏的比照中，考察了从但丁、乔叟、塞万提斯一直到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的二十多位西方一流作家，揭示出文学经典的奥秘所在：经典作品都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融合。
本书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作家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导，无疑会激发你重温经典的欲望，但它绝不只是一份西方文学作品的必读书目，其中融合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才华横溢而又雄辩无碍地维护了一种统一连贯的文学文化，在从往后的岁月里，它将引领我们重拾西方文学传统所给予了阅读之乐。 喜欢读"这本书"的人也喜欢：
作者简介：
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除先前提到《影响的焦虑》、《西方正典》之外，他还著有《误读之图》、《卡巴拉犹太神秘哲学与批评》、《诗与隐抑》以及即将出版的新作《耶稣和亚维：神圣之名》（Jesus and Yahweh：The Names Divine）。作为一个批评家，布鲁姆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犹太教的诺斯替主义与喀巴拉主义则是这些批评的主要对象。在美国，布鲁姆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牌的学者和批评家。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编辑推荐：
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的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究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以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西方正典》充满的激情地向我们表明，某些作家为何能够逃脱那以湮没人类一切成果的时间之遗忘而幸存。它激起我们的希望：那些一直为人性所珍视的东西，仍将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所珍视。 ——《纽约时报书评》 文学因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魅力和社会工程学的诱惑而被抛弃，当其他都奇怪地陷入沉默的时候，布鲁姆在这部充满刺激力和雄辩力的著作如提出了关于经典的惟一真正问题：“在历史的此一时刻，那些仍然渴望阅读的人将会去读些什么？ ——斯坦福·平斯克 这部才华横溢的作品重新激活了西方经典的概念，并使那些最好地代表了这一概念了惊世之作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在阅读文化行将绝迹之时，本书必将赢得有识之士的竭力褒奖。 ——理查德·波伊里尔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序方与开篇 论经典 经典悲歌 贵族时代 经典的中心：沙士比亚 但丁的陌生性：尤利西斯和贝亚特丽丝 乔叟：巴思归人、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 塞万提斯：人世如戏 蒙田和莫里哀：真理的不可捉摸性 弥尔顿的撒旦与莎士比亚 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经典批评家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反经典的诗篇 民主时代 经典记忆：早期的华兹华斯与简·奥斯汀的《劝导》 沃尔特·惠特曼：美国经典的核心 艾米 莉·狄金森：空白、欣喜、暗音 经典小说：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 托尔斯泰笔英雄主义 易卜生：山妖和《彼尔·京特》 混乱时代 弗洛伊德：莎士比亚式解读 …… 排列经典 书摘：
中文版序言
正如我一些失明的朋友所证实的,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我在这里不是要做关于阅读的说教,因为那样我就是在对可教者劝喻,而且我有时惟恐会变成有关如何及为何阅读的传道士。英国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拉拉队的头领竭力鼓噪,要称我为阅读复兴主义的吉米·斯瓦加牧师。我要是有一点那位不可思议的斯瓦加所具有的奇特能量也好啊!不,我本意不是去重现早年的记忆,那从八岁到十五岁之间的经历,当时我在布朗克斯图书馆麦尔罗斯分部获得了某种新生。说来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和怀旧思绪,因为回忆那七年之久的小读者经历要使我一下子倒退六十五年。在我将近七十二岁之时,我日益感到自己一生主要的成长经验始于七岁那年,当时我说服了我的两个姐姐带我去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每天都去。她们已到了可以领取图书证的年龄。我是家里的老小,一个小调皮,所以她们对我呵护有加,和我一起来回奔走,每人都夹着一堆书。 我记得那里的书借期是两周,并可续借一次。我最喜爱的诗人有:哈特·克莱恩、华莱士·斯蒂文斯、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布莱克,以及雪莱和济慈等人,我焦虑地盼来四周后还书和借书的日子,那时我眼睛紧盯着书架上我喜爱的那些书,生怕别人在我再借一次之前把它们取走。我想,正是对这些名篇佳作的极端喜好才激起我对如今屏幕上的东西即电子书籍之类不屑一顾。我喜欢那些向往已久的书籍的纸张、外观、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书页空白,如华莱士·斯蒂文斯的《和谐》与《秩序的理念》、哈特·克莱恩的《诗集》、纳萨奇版的威廉·布莱克作品、叶芝的《最后的诗篇和戏剧》,还有旧的深蓝封面的牛津版雪莱、济慈、丁尼生、布朗宁和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 大约两年前,大卫·瑞尼克劝我在一场关于“电子书籍”的研讨会上做一次演讲,他幽默却不太准确地把这次研讨会定名为“下载或死亡!”(Download or Die?)。我记得自己对一群出版商、编辑和记者们说到,当我们从卷轴书进步到手抄本,再到印刷装订书籍时,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发展过程。在我演讲并预言大量投资电子书籍的出版商们会遇到经济灾难时,我的头脑里充满了那些诗卷的可爱形象,那些诗卷伴我度过了童年,成了我幼时周遭乏味环境中的光辉偶像。当时我的左邻右舍都是东欧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我们在家里和街上都说意第绪语;而我在五岁半上小学前从没听过英语。作为一个极少耐心的读者,我有着疯狂的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