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之路（第一卷）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本专著是我个人的学术作品集，其中一部分以独著或合著的形式已经在相关期刊发表过，一部分则是初次与读者见面。它们记载着迄今为止，我在刑事程序研究道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与其他学术著作有所不同的是，我将它们更多的看作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的履历。在我看来，学术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化的事业，每个法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基于这一认识，在总结、梳理自己近年来的学术成果时，我觉得有必要回顾我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道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
1979年，19岁的我幸运地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开始了四年的本科学习。往事并不如烟，我不会忘记提着板凳上课的壮观场面，不会忘记蹲在地上吃饭的幸福时光，不会忘记穿行于教室、图书馆、宿舍之间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因家境贫寒而在寒暑假留校勤工俭学的幕幕场景。
几年的书海遨游，使我渐生探讨学术的兴趣。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就与民法、刑法、法律思想史等相关的若干问题撰写小文章，其中大三那年的一篇《谈谈诽谤罪》的论文在《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上公开发表，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肤浅的，但作为个人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对我，无疑是一个激励，也坚定了一个初学法律者进行
学术探索的决心。为此，我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83年本科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大法律系刑事诉讼法学专业拥有被誉为“八大金刚”的八位知名教授，是我国诉讼法学研究的重镇。身处良好的学术环境中，我跟随张凤桐、程荣斌、陈一云、吴磊等老教授对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在此基础上，我开始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地探索。在硕士学习期间，我在相关期刊、杂志上发表了
21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我还就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完成了《自诉案件审判程序论》一书的初稿写作，经过三年的进一步整理，该书作为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得以出版。
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积累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有限的，但通过对诉讼法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对法学研究过程与方法的体悟，我开始了以后20余年的持续探索，我的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研究之路也自此踏上了征程。
1986年7月，在研究生毕业之际，出于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我放弃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机会，选择了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任教，开始了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学生到老师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同时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大升华和飞跃。自留校任教至1996年与另外几位学者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这一时期，我的学术研究活动基本上处于积累、摸索与提升阶段，甚至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保守与落后的，但这毕竟是我个人学术研究之路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问题。在1986年第1期的《上海社会科学》上，我发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探讨》一文。该文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内涵与外延这一当时争议的焦点进行了阐释，同时也对几项争议颇多的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与及时性、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原则表明了观点。对于如何界定基本原则，我在该文中主张应当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找出构成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本质特征，然后在通过本质特征这一工具去逐一确立基本原则。这种分析基本原则的方法在今天也仍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在该文中，我提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全程性和特有性两个特点。据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两个原则均不属于基本原则的范畴，同时“公开审判”、“陪审制度”、“两审终审制度”仅适用于法庭审理阶段，也不应属于基本原则的范畴。在今天看来，文中的部分观点亦值得进一步反思，比如固守政体、国体区别，而排斥直接言词原则的科学地位；再比如将适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主体仅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不包括诉讼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加人。这些观点需要从诉讼规律与诉讼原理出
发进一步进行研究与反思。
二是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提起主体与提起期限、范围、审理程序、上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研究，并围绕这一主题撰写了7篇论文。在发表于《法学杂志》1987年第3期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我梳理了古今中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简史，特别是民国以及解放前至80年代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历史脉络的澄清，无疑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针对20世纪80年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实践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我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若干问题探析》一文中给予了集中的回答：坚持司法最终处理原则，反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享有对附带民事案件的处理权；关于审理次序问题，即使民刑分开审理，也
应当坚持先刑事、后民事的次序；在刑事起诉被宣告无罪时，同一刑事审判组织仍有权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最终判决前所谓的“犯罪行为”都属于“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并不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赔偿金额的上诉。
三是提出了应当加强诉讼基本原理的研究，并尝试着对若干诉讼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早的探讨。在这方面，我的代表作为1991年的《走出注释法学的藩篱》一文。在该文中，我认为刑事诉讼法学的功能不单表现为对现行立法的解释与说明，同时应体现在对刑事立法的导向作用上，而该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走出注释法学的藩篱，把研究的视线更多地移向刑事诉讼的法理学上，应当加强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如研究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客体、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形式等基本范畴与概念。回首过去10余年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发展，无疑印证了这一预断，刑事诉讼法学的繁荣程度，与其对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成正比的。秉承这一思路，我在90年代初期对
诉讼主体理论进行了初步研究。在《诉讼主体探微》一文中，我认为研究诉讼主体对于深化研究诉讼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明确诉讼各方的诉讼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对保证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防范其沦为诉讼客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然该文中的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并非十分科学，如认为公安机关也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观点，再如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进行起诉。
四是对我国律师学与律师制度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先后在《法学研究》、《光明日报》、《中国律师》等报刊杂志发表了10余篇有关律师制度的文章，其代表作是发表在《法学研究》1990年第2期的《论辩护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时间》，在该文中笔者较早提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时间应该提前到侦查阶段的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后。
当时之所以提出这种改革建议，主要是考虑到经过10余年诉讼法制与民主建设的发展，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介入的时间过晚，不能够适应诉讼民主化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这一观点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予以部分接受，被称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进步之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此外，在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问题上，笔者主张以犯罪嫌疑人地位的确定为基准，只有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讯问时，他才成为犯罪嫌疑人，才表明国家针对他的追诉程序正式开始，此时律师介入才有其必要性。
此外，对律师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1990年由我主编的《中国律师学》这本教材上，这也是国内最早将律师制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探讨的教科书之一。该教材写作于《律师法》制定之前，书中专设“律师立法”一章，对我国律师法的制定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并对中国律师法的制定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五是对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进行了研讨。1992年我与张弢博士合作出版了专著《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全书约45万字。刑事特别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但研究者触笔不多，法律又多空白，该书是国内第一次以整个刑事特别程序为研究对象，在对各国刑事特别程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刑事特别程序的概念、特征、内容和基本规则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申诉程序、审判监督程序、采用医疗性强制措施程序、刑事诉讼损害赔偿程序等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全面反思，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主张，其中的一些观点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后来的研究所认同。
六是对刑事普通程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刑事程序的各项争论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与论证，这主要体现在我与张弢博士合著的《刑事普通程序》一书中。这本60万字的专著，不仅仅是一本刑事普通程序的论著，更是一本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有关争论的一本研讨集。在本书中，我们详细列举了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程序中的
有关各项问题的争论意见，一一分析并表明了我们的见解与立法建议。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大部分成为了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热点与重点问题。其中的部分观点得到了立法机关的采纳，如增设“财产保”的建议，加强侦查监督，细化逮捕条件，提前律师介入的时间，完善庭审方式，实行审判长主持下的交叉询问机制从而强化当事人的庭审作用发挥等等。其他的一些观点，尽管在修改立法中没有得到采纳，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如我们提出的“取消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的建议，增设侦查中止制度的建议，增设暂缓起诉制度的建议，解决刑事庭审中的变更指控问题。无须讳言的是，其中的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过于保守的，如主张保留“收容审查”与免诉制度的观点。在前述专著的基础上，我对刑事诉讼中的普通救济程序予以了特殊关注，并出版了专著《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