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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 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种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 作者简介:
沈宝祥 1932年7月出生,江苏武进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1965年初到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在胡耀邦主持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内部刊物,先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党政论坛》主编。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发表论文近500篇。在拨乱反正中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大讨论,有《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等30多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其中多数由新华社转发。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与发展》等14本书。专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5部。现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编辑推荐: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况一再提示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段历史,有准确全面记载的必要。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文字以后,更使我意识到将这一段历史如实记载下来,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托这项历史责任。 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由于种种原因,都已离开,只有我一以贯之地在《理论动态》编辑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应当来承担这一责任。 目录:
重印序言
序言 第一章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一 “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 二 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 三 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第二章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一 《理论动态》的创办 二 《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 三 《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 四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 第三章 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一 《实》文的撰写和修改 二 《实》文的定稿和发表 三 最初的争论 第四章 强大的压力与强有力的支持 一 一段时间内“不明朗”的局面 二 邓小平同志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 三 在罗瑞卿同志支持下对“凡是派”的正面回答 第五章 理论界新闻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 一 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 二 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 三 理论界卓有成就的努力 四 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积极行为 第六章 《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一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 二 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写和发表 三 呕心沥血,精心组织 第七章 “诸侯”的支持和参与 第八章 《红旗》杂志的“一花独放” 第九章 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 第十章 理论务虚进一步分清是非(上) 第十一章 理论务虚进一步分清是非(下) 第十二章 中央党校结合教学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第十三章 地方党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重要作用 第十四章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第十五章 大讨论总览 附录一 附录二 书摘: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同志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P2课程。而且,在1977年5月,党中央就正式批准中央党校建立党史研究室,承担编写中共党史的任务(以后中央另有安排,这个机构没有正式组建)。胡耀邦同志很自然地要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同志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教务办公室、校办公室和各教研室负责人参加)。在听取汇报过程中,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党史“就是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应该抓这个主题”。当时,华国锋同志兼中央党校校长,从讲话的口气看,很可能华国锋同志给胡耀邦同志作过布置,提出过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华国锋同志等人当时就有重大差别,我在下面要具体讲。9月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