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这部对中国现代史上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全新评价的著作，探索了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彭慕兰采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他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并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
　　彭慕兰认为，腹地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群体与外部力量的方略所造成的。

在1850年以后的中国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经济，涉及在建立新的、甚至更大、且通常更强网络的过程中较为古老网络的瓦解。在西方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中，中国新的网络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指向新的目标。本书探索了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采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并且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深入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80年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4、1988年耶鲁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7月至今，供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1992年志任该校历史系副教授，1999年起任教授，2004年被授予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社会史，主要著作有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UC Press,1993)该书于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将；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获2001年度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分享2000年度世界史学会最佳著作奖，并获2000年度杰出学术著作提名，另与Steven Topik合著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Politics and an Emerging World Economy,(M.E.Sharpe,1999)。在《历史研究》、《中国学术》、Journal of Asian Studies,World Economics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书评近60篇。

导　言
　　区域
　　时限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
第一章　地方利益阐述：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地方模式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
　　根深蒂固的地方经济差异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界线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
　　经济地理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
　　经济地理的政治：私人利益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强大的势力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普通百姓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态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
　　新的农作物品种
　　拾荒与生存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
　　区域变化与地方领袖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
　　市场、国家和生态
　　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
第四章　任其自便？
　　中央政府的退出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侧重、新的紧缩与错失的机会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草秸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
　　黄运的黄河治理
　　水患的重新分布
第五章　灾害的应对
　　水利衰败的经济成本
　　士绅与外国人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
　　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
　　工程师与士兵
结论　黄运、中国与世界
附一　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称
附二　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
附三　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额外交通成本
征引文献
译名对照表

书摘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
权威和政治自卫
滥铸钱币或滥印钞票、或人为的兑换比价中的潜在利润，给县——有时
是省——政府以强烈的刺激，来限制越出其边界的货币流动。尽管如此，当
地和省试图把它们的地盘封锁起来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并非是愤激的行为
。实际上，关于山东20世纪早期经济发展的著述，几乎全部是重商主义的语
调。人们热衷于增长，这是因为它将有助于保护中国的独立，而不是因为它
将促进个人的福利。尽管按照相对的优势，许多政府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激励
项目收到了效果，但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从外国人那里再次要求让步或是获得
其他“自强的”目标——这个目标将肯定不会与同沿海经济完全成形的融合
相协调——以作为逃避亏欠的方法。
这种对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目标的强调，在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运动
中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即使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通常也把个人本
能的解放视为中国在其独立斗争中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从本质上把它视为一
种结果。自利与干预货币流动的真正动机的混合物，在省政府阻止铜币输出
山东的企图中得到了展示。
即使在清末，作为金属的铜币有时也比作为钱币更有价值，这就导致了
中国人和外国人均大量购买铜币并将其熔化掉。从1904年开始，中央政府试
图通过稍微降低其铜币的成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当省和地方的铸币厂照此
铸制的时候，形势很快失去了控制。在鲁东胶济铁路沿线，德国银币很快成
为标准货币，而俄国银币在山东北部沿海成为一种通用的货币；政府担心外
国会控制其资金供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的铜价(作为金属)急剧
攀升。作为此时在山东的外国人群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商人，更加踊跃地大量
购买铜币以用于输出和熔化。由于此时日本人控制着青岛，因而，他们发现
规避省府的限制比以前更加容易，而这项贸易很快在胶济铁路的沿线盛行起
来。据驻济南的美国领事说，1915～1919年之间，山东“几乎掠光了所有的
铜币”，价值2200万美元的铜币被输出到了国外。这些从山东出口的钱币约
等于所有中国铜币铸造厂年铸造量的12％或是在1899年的货币恐慌中全国漏
损的总数。外国对铜币的需求，把它们的价值进一步提升到了许多地方当局
设置的标准之上，对县财政来说，使得限制变得极其重要。
省和中央政府既越来越担心这项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