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与转机经济学：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财经学术文库

    本书将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理论置于“激进式转轨”与“渐进式转轨”的两种思路之中，以此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背景，借以识别他的转轨经济理论的独特性格——“第三条道路经济学”，是很有创意的。作者把这种道路的核心思想总结为“发达的市场与强大的政府”之间的一种均衡，这种概括对我们思考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有益的启示。
《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一书是作者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完成的。完成这样一部专著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同时也需要坚持不懈的毅力。这也说明了作者对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不减热情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的极大关注。
作者注意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转轨经济理论和转轨实践的重要性。如果在这方面的分析再深入一些，本书的理论意义就将更加重要；如果结构中国的实际对斯蒂格利茨的新政府干预观的研究再深入一些，本书的实践价值就将更加突出。

    毛增余，1965年4月生，浙江江山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出版社副总编，第三出版中心主任，编审。 1996年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奖；2002年荣获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十大优秀青年称号。 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主编有《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一至第八辑）；发表论文及评论40余篇。

　　转轨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得到重视的一个经济学领域。一方面，转轨经济学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转轨经济涉及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国际上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势力一刻也没有忘记向中国输出“华盛顿共识”及其“休克疗法”政策，他们对中国的渐进式转轨理论和实践一贯横加指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在转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入和独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中，还从来没有人能像斯蒂格利茨那样，自始至终关注中国的转轨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可想而知，对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的转轨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序言
导论（中英文对照）
第一章 斯蒂格利茨的生平、著述和转轨经济学思想
第一节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生平
第二节 斯蒂格利茨的主要著述
一、著作
二、论文
第三节 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学思想
一、信息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与斯蒂格利茨的新政府干预观的建立
二、斯蒂格利茨论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属性
三、斯蒂格利茨的效率——平等观
四、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哲学观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关于转轨经济学
第一节 转轨与转轨经济学
一、“转轨”概念
二、“转轨经济学”概念
三、本书对转轨经济学的界定
第二节 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理论
一、强调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来指导转轨实践
二、斯蒂格利茨私有化基本定理
三、关于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作用
四、对科斯定理（产权理论）的批判
五、斯蒂格利茨的“第三条道路经济学”——转轨经济的指导思想
六、斯蒂格利茨论社会主义尝试“失败”原因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三章 转轨经济学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蒂格利茨对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批判
第一节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
一、市场社会主义概念
二、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
三、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第二节 斯蒂格利茨对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一、西方左翼和右翼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二、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三、小结
第三节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转轨经济学的关系
一、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
二、“东方市场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
三、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四、小结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 激进式转轨：“休克疗法”——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的批判与“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
第五章 斯蒂格利茨与中国渐进式转轨——从“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六、”北京共识”的国际反响
需要指出，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地表述为“北京共识，，未必是准确的、全面的(尽管不能肯定“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是由雷默最早提出的)，但这种概括提炼是必要的、及时的，毕竟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形迹可疑’’的转轨进程。(毛增余，2004)
《北京共识》一文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甫一发表就引起国际舆论和香港媒体的广泛关注。
(一)正面的肯定
国际和香港媒体在2004年5月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就是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互联网上有关‘‘北京共识”的报道和评论也铺天盖地。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
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香港《信报》2005年2月3日刊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斯彭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它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
西班牙《起义报》2005年1月19日刊登马克·班德比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印度：哪个发展模式更成功?》文章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则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人口、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当然，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解决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同样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中国选择了从资本主义推演出来的方式达到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中国把加速发展生产力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5年1—2月号刊登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水涨船高》。哈拉斯认为，中国崛起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中国的成功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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