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温故书坊
内容提要 ：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共收入张耀杰近年写作的15篇文章。其中的每一篇，都有作者对于20世纪“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的独特发现，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阅读快感和掩卷长叹的心灵震撼，更给人以直面历史的不惑灵光。借用张耀杰本人的话说：“我所要点亮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换言之，我所点亮和讲述的虽然是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编辑推荐 ：
或许某一时，有些事情会被掩盖，人的眼睛会被蒙蔽，然而，真相永远存在，不能抹杀。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书中记录的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往事一度被尘封起来，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拨开迷雾，找出真相……
本书稿讲述民国学人的人生传奇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夹叙夹议，反 思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景和时代精神。主要收录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文 章，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 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我讲述的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作者 第一次见到作者时，范泓也在场。老范告诉我：张耀杰的文章写得很酷，甚至于有些苛刻。见到本人，才知道他是很亲切、很随和，也很扎实的一个人。 ——编者 作者简介 ：
张耀杰，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曾在河南农村任中学教师，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话剧史》（与人合著）、《曹禺戏剧与宗教文化》、《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中南海秘书成了民间代言人》。近年来除有数百万字的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外，还曾参与《小关一家人》、《山河作证》、《农电之光》等数十部长短电视片的编创工作。
目录 ：
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自序）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 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重新考证 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构 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林纾与《新青年》的文化之争 林纾的生平与贡献 陈独秀的骂人有理 钱玄同与刘半农的抢先发难 林纾的反击与被反击 蔡元培的亲自出马 陷入重围的林纾 对于林纾的重新认识 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帐 吴虞生平 胡适与吴虞的公私交往 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老英雄”的风流情事 倒算账的钱玄同 非儒反孔的历史功过 “阴护礼教”的专制根性 周作人的推波助澜 高一涵的误写历史 …… 俞颂华：“大公至正”的新闻先驱 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 20年代的东大学潮与郭秉文 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 陈翰笙：被鲁迅批评过的世纪老人 鲁迅与田汉的文坛恩怨 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 罗隆基的才子风流 吴祖光与曹禺的戏剧情缘 书摘：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1957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 罗织罪名，党内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 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 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作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 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 在前一篇文 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 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 ，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 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会不只 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 看，比当时还要坏!”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他曹某人头 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 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 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曾提到一个创作方面的 问题，也就是“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 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吴祖光认定这不仅是曹禺的“口是心非”，而且 是曹禺“剧本写不好”的一个根源。 曹禺虽然不断表白自己的作品没有写好，甚至于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 步认识》中忏悔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卖“狗皮膏药”，却容不得别人 评说他的作品如何不好。于是，他摆出自己的《明朗的天》来进行反驳：“ 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 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 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作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 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 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 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 P265-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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