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社到《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内容提要 ：
创刊于1932年5月、由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堪称中国现代主义的主要策源地和30年代的文学重镇。围绕这一杂志，形成了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鸣为核心的文人社团，他们对新感觉派的创作和现代诗派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本书采取社团与人事互为参证的方式，研究从“兰社”而“璎珞社”而“文学工场”而“水沫社”、直至《现代》杂志的演变，探讨这一社团的聚结、发避孕药、离散过程；并细致梳理了该社团与30年代其他重要文学社团、文人群体，以及文学思潮、文学动动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将《现代》杂志纳入“兰社”——“璎珞社”——“文学工场”——“水沫社”——《现代》这一动态过程，并从文学社团而非创作流派的角度探讨施蛰存周围的文化围体，并不多见。本书对此将有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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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32年5月、由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堪称中国现代主义的主要策源地和30年代的文学重镇。围绕这一杂志，形成了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文人社团，他们对新感觉派的创作和现代诗派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本书采取社团与人事互为参证的方式，研究从“兰社”而“璎珞社”而“文学工场”而“水沫社”、直至《现代》杂志的演变，探讨这一社团的聚结、发展、离散过程；并细致梳理了该社团与30年代其他重要文学社团、文人群体，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将《现代》杂志纳入“兰社”一“璎珞社”一“文学工场”一“水沫社”一《现代》这一动态过程，并从文学社团而非创作流派的角度探讨施蛰存周围的文人群体，并不多见。本书对此将有所尝试。
作者简介 ：
金理：1981年1月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有论文若干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上海文学》等刊物，2003年至今，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
目录 ：
总序 陈思和
序论 一个社团和一个人 第一节 对这一群体具备社团性质的论证和界定 第二节 这一社团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施老大”的核心作用 第一章 从“兰社”到“璎珞社”：文学与事业的扬帆启程 第一节 同缔芝兰文字盟 第二节 欲求新学作新民 第三节 沧海腾波龙起蛰 第二章 从“文学工场”到“水沫社”：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上） 第一节 从今文学有工场 第二节 新店开张浮一沫 第三章 从“文学工场”到“水沫社”：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下） 第一节 洗净风花雪月辞：施蛰存等人的“赤色岁月” 第二节 列车无轨任横行：普罗文学与现代主义的杂糅并置 第三节 左右徘回失主张：从左翼文学运动中偏离 第四节 相轻相重风云幻：与冯雪峰的渐行渐远 第五节 左右逢源无適莫：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 第四章 “因缘遇合协三才”：《现代》杂志的创刊与停刊 第一节 《现代》创刊 第二节 “《现代》同人”辨析 第三节 《现代》停刊 第四节 社团分化及各人的经历简述 第五章 “儒墨何妨共一堂”：《现代》杂志的风貌与品格 第一节 现代的 第二节 多元的 第三节 中立的、商讨的 第六章 “文艺自由”与“干涉主义”：“第三种人”论争辨析 第一节 “第三种人”论争过程与焦点简述 第二节 “第三种人”的演变 第三节 “第三种人”辨正 第七章 “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 第一节 施、昔交往以及论争始末的一般勾勒 第二节 论争体所体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两大持续言说的路向和语言观差异 …… 第八章 社团凝聚力的显影：从“文艺自由论辩”到“国防诗歌”论争 附录 相关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书摘
鲁迅的突围，从对“文学”的重新想像开始。在林希隽辈那里，所谓的“文学制作”、所谓的“严肃的工作”，“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而鲁迅以为，“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在这里强调杂文品格的严正和杂文家创作的认真，“小小的显微镜”与“高大的天文台”交锋的背后，鲁迅更是在用一种反本质化的“文学”建制，去解构林希隽等人以西方“文学概论”为标准定义对“文学”理解的垄断。施蛰存、杜衡、林希隽等人口口声声视为理所当然的“文艺价值”、“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其实都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破解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即否定了“文学概论”式的文类等级观对杂文的轻视与冷落：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鲁迅似乎素来反感“文学概论”或“什么大学的讲义”之类俨然、雍容、缜密的本质性规定，“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这一思路印之于杂文的文体确认，则是：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鲁迅对“文学本位主义”的揭破，正是要世人警醒潜藏在“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之类背后的权力体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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