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 图书城
作者:
ISBN:
9787500825494 , 7500825498
出版社:
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1-9-1
定价: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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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大公报》之崛起,一本文人论政,承袭旧风,屡有发扬。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曰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一分经济援助;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此四者。实得文化论政宗旨之精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由些得保障。
如果有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化证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斯 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惟人民利益是从。时代的进代,历史斩进步,《大公报》之可贵者,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
编辑推荐 :
  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的报纸,一代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大公报》之崛起,一本文人论政,承袭旧风,屡有发扬。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之始,标举四不主义为宗旨,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曰不卖;不卖于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一分经济援助;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从于众。此四者。实得文化论政宗旨之精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由些得保障。
  如果有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化证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斯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大公报人诚然政治见解各异,而在报社内部则兼容并包熔于一炉,有其公是公非,一切惟人民利益是从。时代的进代,历史斩进步,《大公报》之可贵者,乃在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其独立精神。
作者简介 :
    王芝琛,报人王芸生之子,1937年生于上海。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91年退休后,从事《大公报》历史研究。著有《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合著)、《一代报人王芸生》等。2004年,《一代报人王芸生》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
目录 :
文人论政说是非(序)
释大公
“起义”云乎哉——谈新中国成立前香港《大公报》的抉择
“起义”云乎哉续篇
三本《纪念册》  ——兼《报业千秋——大公报历史版面回顾展》观后感
抗战期间《大公报》主张“修明政治”、倡导“紧缩政策”、呼吁“清明廉政”
两极决斗中的《大公报》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成立、发展到消亡
抗战期间《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大公报》创始人英华
浅识张季鸾先生
胡政之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
深情怀念赵朴老
曹谷冰先生访苏轶事
王芸生与陈布雷
胡适·《大公报》·白话文
王芸生谈写史
范长江为何离开《大公报》
杨刚与《大公报》
彭子冈“独闯张家口”
金庸走入《大公报》
默默耕耘的长者
《大公报》与国民党三将军
座中多是豪英
陪都时期的王芸生
张季鸾与“七君子案”
从《大公报》看血战台儿庄前前后后
言冠群林,驰誉他邦
我们在割稻子
《大公报》与重庆谈判
《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国民大会”召开前后的《大公报》
短评风波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大公剧团”
“大公报号”滑翔机
大公篮球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大公报》记者
《大公报》“三剑侠”
一则“拎皮包”的旧话
《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
到底是哪一张报纸“定乾坤”
第三百零三个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伴随王芸生走完风雨人生
答《两点看法》之一
给《杂文报》编辑部的信
书摘:
书摘
  当年《大公报》之命名为“大公”,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历代“大公人”也为此而不懈努力。
  什么叫做“大”?老子说:“物有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这就是说“大”是道——真理的代名词。
  什么叫做“公”?老子也说过“知常容,容乃公。”王弼注说:“无所不包,通则乃至于荡然公平也。”无所不包,就是采纳群论,毫无偏心。
  《大公报》首创人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第一号“《大公报》序”将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并冀“扩大公无我之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并作如下感叹:
  报之命名固己善矣,夫徒有其名,毫无其实,我中国是往往而然,今此报得毋亦妄为标榜而夜郎自大,济私假公乎?抑果是是非非,源源本本而一秉大公乎?要之自亦未敢定其如何也。……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偿焉,鄙人之心慰已。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将“大公”二字更具体化为“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总编辑张季鸾说:“日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日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人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日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日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以上“四不”,为在当时环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励之最小限。
  “有容则大,无私则公。”这就是“大公”,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大,正其谊不谋私利之为公。至大至公,实大声洪。这就是一张民间报纸可获得成功的“秘诀”。
  1949年后,这张名日“大公”的民间报纸,已成为历史。然这张新闻纸,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去。一度该报“大公”之名却成为“反动”的代名词。“大公”乎?“反动”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当读到两代“大公”创始人留下之墨迹,可供反思。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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