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中国
内容提要 ：
本书由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系第一部论述中国接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历程的专著。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以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史料为基础，揭示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历程，探讨了中国吸收相对论的特点，分析了19 17—1979的60余年间，中国公众表现出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几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转变原因。本书收录了唯一一张爱因斯坦在上海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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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中国》是第一部论述中国接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历程的专著，分析了1917-1979年的60余年间，中国人表现出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几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转变原因。在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形象一直是“正面”的，而此后，其形象则经历了由“正”变“负”，又由“负”变“正”的戏剧性变化。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就是西方现代科学被引进到中国的历史，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正是这一历史的缩影。对这段历史的追索，无疑将把我们引向对科学后来居上政治、学术与外部环境之关系的深沉思索。因此，该书具备超越科学史学科的意义，并非仅对专业学者才有阅读价值。该书正文计225页，而小字印刷的注释即有70余页。由此即可看出其内容之扎实，其英文版受到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等学界大腕的好评并不意外。
——中华读书报 作者简介 ：
胡大年，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和马里兰州的州立摩根大学，现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及亚洲研究项目助理教授。胡大年是美国物理学会、科学史学会、亚洲研究学会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会员，其目前的研究工作集中于20世纪中国物理学史和中外比较科学史。
目录 ：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中文版说明 致谢 前言 第1章 西方物理学传入中国 1.1 耶稣会士的介绍 1.2 19世纪的科学翻译 1.3 物理学教育的开始 第2章 中国拥抱相对论 2.1 相对论初现于中国 2.2 中国的第一场相对论演讲 2.3 “五四运动”的影响 2.4 作为科学革命者的爱因斯坦 2.5 罗素在中国的演讲 2.6 爱因斯坦承诺访问北京 2.7 日本的学术影响 第3章 相对论传播和研究的6位先驱 3.1 李芳柏的电磁自然观 3.2 夏元琛的“以太”情结 3.3 周昌寿敏锐而有洞察力的介绍 3.4 魏嗣銮和德国的影响 3.5 周培源的相对论理论研究 3.6 游学四方的束星北 3.7 相对论的吸收 第4章 从杰出的物理学家到“渺小的哲学家” 4.1 爱因斯坦的早期形象 4.2 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 4.3 科学和玄学之争 4.4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的声援 4.5 爱因斯坦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4.6 爱因斯坦的形象蒙污 4.7 爱因斯坦研究重现中国 第5章 爱因斯坦：从批判中重生的偶像 5.1 北京的批判运动 5.2 上海的批判运动 5.3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5.4 《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 5.5 重新评价爱因斯坦 结语 缩略语 注释 附录1 参考文献 附录2 1917—1949年出版的关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中文文献 附录3 蔡元培1932年致爱因斯坦等的电报 附录4 周培源1938年致爱因斯坦的信 附录5 束星北1943年致爱因斯坦的信 附录6 对附录5的评注 书摘：
书摘
几何学与力学也有密切关系，如牛顿在他的《原理》(Principia)中所说：“几何学以力学的实践为基础，它不是别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力学中的一部分。”8爱因斯坦则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是西方科学的两大基石之一。9如同在西方那样，《几何原本》在中国也是天文学和力学深入发展的关键性基础。10 利玛窦和徐光启从事翻译的方式，成为后世传教士效仿的模式。他们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与公元5世纪佛教学者翻译佛教经典的过程类似，虽然规模要小得多。11首先，利玛窦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徐光启则用文言记录下来成为第一稿。随后，徐光启再通过利玛窦的口头翻译，比照原文对译文进行精雕细琢。12 除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利玛窦还介绍了其他西方科学，如光学和力学。不过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学术来传教的策略，这种做法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将他来华的日期作为中国科学现代化的起点。13 自1595年起，利玛窦就开始请求他在罗马的上司派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到北京来，如果是一位“天文学专家”就更好，因为他在中国政府中的朋友们一再请他帮助修订中国的历法。利玛窦认为，如果耶稣会士们能够校正中国的历法，将“提高我们的声望，使我们能更方便地进人中国，并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安全与自由。”14罗马方面在远远超过利玛窦所预期的时间后才满足了他的要求。不管怎样，的确有更多以传教为目的的科学家于17世纪来到中国。这其中有两名德国人，即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他们二人均于1619年7月抵达澳门，以后又先后在中国的历法改革工作中承担重任。 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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