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蹿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看着这份珍贵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资料，好像随着他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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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中华读书报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文靖

近十来年里，我和何兆武先生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没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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