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政独裁下,漫画是不大可能存在的,要么就只能转入地下。一个民族倘若缺乏自我改善意识或没有幽默感,漫画也很难扎根兴旺。因为漫画往往就是通过自我讥讽,达到纠正错误和改掉缺点的目的。近年来,我国报刊首先是《读书》接连登出丁聪、陈四益二位合作的漫画诗文系列,至今未惹出麻烦。例如他们在一幅漫画中,挖苦了一位党委书记手持大哥大,稳坐豪华车;另一幅讽刺文化商业化的《红楼梦酒》,都没有听说哪位权威人士出来对号入座,大肆讨伐。二战期间,纳粹那边报刊光阿谀希特勒而丑化丘吉尔,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敢于自我揭短面对现实的一方。那时每到下午,伦敦的人们就争相买份《晚间标准报》,为的就是看大卫·罗(Dawid Low)的每日那幅漫画。他并不在希特勒身上浪费笔墨,幅幅都是针对战时英国社会的弊端,并常拿叼雪茄的丘吉尔开玩笑。敢于改正缺点面对现实的,必是胜者。当时不少英国人把大卫·罗每日那幅漫画剪贴成册。我问一个朋友剪贴何用?他说:“这是我的备忘录。”
只差一年多二十世纪就成为历史了。倘若有人要我列举这最后十年间,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特殊贡献,在我所举的众多成就中,会把丁聪、陈四益合作的这些漫画诗文列进去。过去说文人只能单干,合作难。然而他们二位却为我们树立了在艺术上亲密合作的榜样。从构思到画面设计,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只要一次由于一方的固执己见而闹崩,合作就可能完事大吉。所以我认为除了他们二位在讽刺艺术上的贡献,他们多年来基于共同理想的密切合作,也应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应该承认我们的讽刺文学并不兴旺。生活中除了可歌可颂的,也还存在着需要纠正的缺点。很少人肯在这方面动脑筋。这不难理解。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及六十年代的大扫荡,人们大都学乖了,专拣好的、光明面的说。可是按照马列主义,事物总有两个方面。一九五七年多嘴多舌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是为了求全面而责备,是急于让铁早日变成钢。
我写此短文,一方面是颂扬丁、陈二位在艺术上合作的成功,同时从他们的一帆风顺也看到我国社会在健康地前进着。


